人类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康德哲学的问题，那就是:“在严格遵循必然的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有没有自由有没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在启蒙时代科学主义处于极盛时期的背景之下，康德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显然，康德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也是人类精神的价值重建的问题。康德之后一百年，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的新世纪即将开始，他面临的是如何重建价值的问题。尼采之后一百年，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重建价值的问题。
我们与康德所面临的问题竟然是一样的。200年前，康德就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威胁，200年后，我们就不只是感受到这种威胁，而是身受其害了。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尽管我们不再象18世纪康德时代那样视科学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相反，我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所谓真理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20世纪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因为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发展和进步是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
然而，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是却仍然无法阻止科学技术的威胁，而且是致命的威胁，例如环境污染、生物物种灭绝、核战争威胁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一个最明显 (也可能最重要) 的原因，那就是人类文明难以适应它自己的产物一一科学技术一一的发展，换言之，人类并没有为使用已经出现并且投入使用的科学技术做好准备。
我们并不是在指责科学，我们其实是在指责自己。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错，因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显然，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太脆弱了，而且充满了矛盾和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以价值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作为动物的人只是活着或者追求活得更好，而作为人的人却总要问一问“为什么”活着。
哲学家们通常认为，一种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写清楚这个“为什么”的原因，换言之，这个世界原本并没有什么价值，价值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
价值针对的乃是虚无主义。人是一种需要理想才能存在下去的特殊的存在，所以人生活在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他因为对现实不满，于是就有了理想;或者说他因为有了理想，因而对现实不满。价值就是理想。
但是，价值这种东西并没有写在自然之中，需要人自己去发现和创造，至于究竟什么样的价值是最好的或最佳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
这就意味着，当我们选择一种价值作为我们存在的根基时一一我们必须选择一一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价值是不是合适的选择，因而以价值为其存在的根基，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冒险”一一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任何一条道路都可能是不归路，然而选择了就必须为之承担责任。
如果人类真的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产物甚至是进化的最高阶段，那冒险的就不仅是人类了，自然本身也在冒险。因为人类的行为成了毁灭自然的原因，那无异于说自然在自我毁灭。很难想象，自然怎么会产生出人类这种有可能毁灭它自己的存在物呢? 所以，我们不知道自然产生出人类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
人类若要代表着自然走向更高的阶段，他至少必须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凭借理性的能力发现自然的奥秘，一是使自己成熟到足以与自然之奥秘相配的程度。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达到足够成熟的程度，也许远离自然的奥秘不一定是坏事。
康德的时代正是启蒙主义萌生危机的时代。当人们以理性、科学为其价值取向时，便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理性被看作是最高的权威，然而理性无论如何难以取代上帝的权威，充当上帝的角色。当我们把理性理想化为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理性时，它实际上与上帝一样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只是一种理想，但是另一方面理性却又的确是我们现实具有的东西。
用康德的术语说，这实际上就造成了一种“先验幻想。”
理想的理性是无限的，而现实的理性却是有限的，当我们大树特树理性的权威甚至以之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理性指的是抽象的、理想的理性，而不是现实的有限的理性，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有现实的有限的理性而没有理想的无限的理性，于是我们就错误地把现实的有限的理性当作了那个无限的理想的理性，危险便由此发生了。
康德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人类以理性 (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 为价值的话，那么他就可能要冒失去价值的危险，因为科学理性是有限的，它无论如何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所以，康德不得不限制知识，为道德信仰留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