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希腊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继后的“罗马人”和***徒身份认同成为拜占庭时期希腊民族认同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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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目前为止，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世界仍处在国内希腊史和罗马史研究领域之间的“两不管”地带。造成这种状况的潜在原因，也许是人们通常以国家为古代文明研究单位的学术传统：罗马的征服使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王国的主权不复存在，希腊史于是至晚写到希腊化时代为止；而罗马史的撰写和研究又以罗马国家的发展为显性或隐性的主轴，对罗马时代希腊人情况的描述至多也不过是蜻蜓点水，更谈不上有以希腊人为本位的系统论著。然而，无论从希腊史还是从罗马史角度而言，罗马时代的希腊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不少成就是他们创造的。而他们何以能够并且究竟怎样保持自己的民族存在和认同，无疑是理解他们这段历史和这些成就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即是对上述问题的一项尝试性研究，其任务在于利用有关史料力图复原罗马时代希腊人民族认同的总体情形并侧重从以下角度入手：（1）罗马时代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与希腊人以前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2）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影响；（3）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古代晚期的最终走向。
二战后，无论是西方、苏联—俄罗斯，还是中国、日本，国际学术界在“民族”界定问题上都经历了一个大体一致的理论转向，即由先前以民族国家为衡量标准、用nation和nationality来指称民族，日益转向将ethnos、ethnic group与nation、nationality区分开来，用ethnos和ethnic group 来指称不必依赖国家来定义的各种民族。①
那么古代希腊人是如何被指称为“民族”的呢？19世纪和20世纪大半个时期内，很多西方古典学家都习惯于将古代希腊人视为一个力图实现、却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的nation，还有学者专门探讨能否将nation和nationality用于希腊人身上。如到20世纪70年代著名古典学家芬利还曾谈道：“如果我们坚持将民族（nation）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等同起来的话，那么希腊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一个民族呢？”② 而如今，将古代希腊人作为一个ethnic group 考察其民族认同已成为古典学领域内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提到的古代希腊人的“民族”即相当于西文中的ethnic group；相应地，“民族认同”则相当于ethnic identity和ethnicity。
不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表述与民族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也并非完全对等，这就造成了对译上的困难。以往中国通常用“民族”一词来翻译西文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近些年来，随着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引进的ethnic group流行开来，国内学术界对之有“民族”、“民族群体”、“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等多种译法，目前“族群”这一来自港台学界的译法日益呈现出可能会取代其他译法的趋势。但是，笔者并未采用这一译法，而是采用了较保守的“民族”译法，这首先是考虑到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希腊人整个群体的认同，而在西方古典学界，不仅希腊人整个群体被称为ethnic group，而且希腊人的各个分支，如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彼奥提亚人等，也都被称为ethnic group，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希腊人的族群认同”这样的提法，也有可能使人误以为本文要讨论的是希腊人内部亚群体自身的认同。作为最大规模的ethnic group， 希腊人的整个群体恰恰适合于用汉语的“民族”一词来表达。
其次，从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的话语系统来看，古希腊语中ethnos一词在不同语境中能够指称大致相当于现代语言中所说的“民族”、“部族”、“部落”、“国民”（当然是指城邦公民）等不同规模的人群，其用法与现代西文中ethnic group的较宽泛用法类似，即能够指称多种规模的“族群”，而它所指的最大规模的族群正是民族；在现代希腊语中，ethnos则兼具nation和ethnic group两方面的含义，又恰巧在语义上与汉语“民族”一词相符。③ 所以，至少在本文的汉语表达中，选择“民族”这一传统名词来指称古代希腊人的整个群体，要比使用“族群”这一新名词更能接近古代希腊人自身的话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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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像同样被罗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诸民族一样罗马化，而是仍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将其传统的民族认同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化前夕为止。④
罗马时代希腊人所继承的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这些内容依次形成于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 虽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体系。
在公元前8世纪末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一期间，Hellenes（“希腊人”）由一支希腊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全体希腊人的总称。这一民族总称本身当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腊人在它之下确立认同的最鲜明的标记。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对于自身认同的各种行为和话语当中，最具经典性的表述恐怕莫过于希罗多德的一句话：“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⑤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为“希腊人”，也可以理解为“希腊特性”这一抽象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它相当于现代西方语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词。这样，这句话就既可以译作“希腊人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也可以译作“希腊特性是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显然，系动词“是”（eon）和系表句式使这句话看起来很像一个关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定义。
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早期，barbaroi（此为复数，单数为barbaros）由原来一个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最终演变为一个同“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构成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⑥ 希腊人眼中的这种barbaroi不会说希腊语，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统治；丧失节制，荒淫无度，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们在汉语中通常将这个barbaros译为“蛮族人”。促成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敌入侵的泛希腊主义联合行动。外来威胁和抗战的胜利促使希腊人转到侧重于从外部，从“他者”，从非希腊人角度来进行自我定义。⑦
早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谈到当时尚属个别的希腊化现象时，就已经预言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希腊化的蛮族人愈加普遍的认同：“‘希腊人’这个名字已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genos）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dianoia）的名称了；与其把与我们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腊人’。”⑧ 在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以希腊文明作为统治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接受希腊教育和文化，会说希腊语，奉行希腊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为希腊人。⑨ 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实质上都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其认同总括而言便是一种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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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传统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由于希腊文化自身的影响和罗马对它的支持，希腊化进程在罗马时代并没有停止，反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大。例如，加拉太人是迁居到小亚细亚的一支高卢人，他们的希腊化就发生在罗马时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各行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希腊人”这个族名在罗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与在希腊化时代并无二致。被称为“希腊人”者既有种族上的希腊人，也有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罗马在希腊本土设置了阿凯亚（Achaia）行省，但是没有希腊人因此而自称“阿凯亚人”。⑩ 马其顿人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被视为希腊人，在罗马时代的铭文中则被明确地列为希腊人的一个部落：“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亚细亚的希腊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亚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