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章是不加标点符号的。文人读书，常常要自己断句，这样就容易发生歧义。到了清末，才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之后逐步规范，形成中国通行标点符号使用规范。现在的文言文，都是后加的标点符号，它们的使用，也是按照现在标点符号使用规则：
逗号：
1.句子内部主语与谓语之间如需停顿，用逗号。
2.句子内部动词与宾语之间如需停顿，用逗号。
3.句子内部状语后边如需停顿，用逗号。
4.复句内各分句之间的停顿，除了有时要用分号外，都要用逗号。
冒号：
1.用于称呼语后边，表示提起下文。
2.用于“说、想、是、证明、宣布、指出、透露、例如、如下”等词语后边，提起下文。
3.用于总说性话语的后边，表示引起下文的分说。
4.用于需要解释的词语后边，表示引出解释或说明。
5.用于总括性话语的前边，以总结上文。
古代并没有标点符号。基本所有的字句都是一通写下来的。
除非是一些有对仗性的字句，不然基本都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
因此，这也实有发生断章取义。
而古人学习文学，主要靠个人理解，他们会把自己的理解将句子标点，只是一个‘点’或某种记号。
这也了成了一些文人政客利用的手段。借古讽今，托古明志等等。
甚至一些改革者，借用古代之文章，来为自己的变革做出法理依据。
如康有为的变法，利用孔儒学，变换意境来证明他的思想是完全尊儒的，进而减少反对的阻力。
至于如何提高标点正确率，可以很负责的跟你说。没有这办法。只有读书破万卷了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悟。
古之文章，非作者本人，谁也无法说完全明其义的。
我们可以研究，可以探讨，但也许那只是作者随心之作，而我们却将这文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结果肯定是有偏差的。
古文之精髓，不是在于理解作者的意思，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理解。我们只需要有自己的感悟，自己的理解就足够了。读书是为了启智，不是为了模仿。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
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孤臣孽子，性称于当时，而传诵于百世。其困踬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举于乡嘉庆戊辰，大挑教谕永从复授，山东长山县知县越四年告归；己卯十一月辛未春秋六十有九卒，道光辛巳十二月甲申葬下沙滩大林山。君长身钟音读书目数，行下贫无所得书。书皆个人觉得如此加标点：
出手写于经易史通鉴，尤致精制举之文上逼。国初诸老为人方直刚毅，乡邑以为模楷，归田后里中无少，长咸称之曰：长山公其令长山，著称亷明家居惠泽周于，闾里尤熹急难从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道坠崖几死。友人厄远所求援君，立驰赴迫夜困极，遂宿乱冢间不悔亦不德也。诸所为世或以此偁君，然于君抑末巳君所为书。日四书蒙讲梦余笔谭鉏经堂时，文集合若干卷藏于家配杨宜人子二恂。嘉庆甲戌进士云南巧家厅同知，恺道光乙酉举人贵阳府开州训导，皆有憯德邃学女子子六长。适周善萃次，适县学生张显谟次，适郑文清次，适国子监生詹祖荣次，适举人吴朝东次，适张鈗昊孙九人兆勲湖北，随州州判兆熙国子监生兆祺军功保举，候选知州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兆铨云南姚州知州赏戴花翎兆，普翰林院待诏衔庶焘咸丰辛亥举人庶蕃壬子举人两淮候补监大使庶昌，以诸生献书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