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这一年9月13日，在山西会馆，李鸿章与日本使臣伊达宗城分别代表中国和日本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名为《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人又称呼《日清修好条规》。
在签约的时候，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看不起中国了，原因就在于此时的清朝不是正宗的华夏，而是蛮夷窃取中原。因此，在签约的时候，日本人就反对清朝用“中国”的名字，在条约后边署名，只能用“大清”。原因就在于此时的日本认为中国是对已邦边疆荒服地区来说的，而日本不是大清的已邦边疆荒服，所以不能写“中国”二字，只能写“大清”。
如此荒唐的插叙，可见此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这种转变其实在大唐时代就曾发生了。那个时候，日本沐浴盛唐之风，不断派遣唐使来学习中国。于是，也开始称呼自己为中国，原因在于日本也处于列国时代，位于中央的日本也需要不断征服周边的蛮夷。
于是在公元794年，日本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征夷大将军，这个大将军名叫大伴弟麻吕，主要目的就是率领军队讨伐当时的日本北边的虾夷等少数民族。
此后，这个征夷大将军就成为朝廷的军事将领。而这个将领不得了，到了公元1192年，当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征夷大将军权力日升，可以统治全国的军权了，因此此时的征夷大将军成为了日本实际政权的控制人，天皇的权力被架空了。
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天皇才重新掌握实际的统治政权。
既然日本周边地区也有蛮夷，他们在学习了大唐的经济、政治文化后，也开始自认自居位于天下之中了，然后以“中国”自居了。据史料记载，在公元740年，也就是大唐玄宗开元18年，日本人藤原广嗣在给日本天皇的上书中就写到：“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意思是说，北边有虾夷、西边有熔，这些蛮夷都是狼性，很难驯服。从古至今，都是中原强大了，他们就归顺，有了动荡了，他们先叛变。
很显然，这里的“中国”就是指的奈良时代的以平城京为国都的日本。因而，藤原广嗣成为日本历史上就一个用白纸黑字公开宣扬“日本就是中国”的日本人。
此后，日本不断自认自己是中国人。比如，在幕府政权的后期，中国曾被蒙元、满清统治，此时的日本更认为中国不是中国了。因此，这时候有个名叫藤田东湖人说：“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
意思是说，日本才是神州，而中国是西土。出生在明末清初的日本历史学家山鹿素行更明言，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而这还不算完。在日本人著作的《集令解》中，曾记录了这样一段话：“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意思是说，出了日本天皇聘请的唐朝人，目前在京城平城京的大唐人等等都算是蛮夷人。
竟然将真正的中国人，列入蛮夷，令吾辈怅然。可以说，僭越中国，成为日本的风尚。然而，这一切随着大清被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日本对中国两字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人看到了中国的不堪一击，此时极力摆脱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候，日本人不在用“中国、中华、华夏、神州”等等词语来称呼自己了。
不得不说，日本将大唐国的人，也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列入蛮夷，而自己自称中国人，后来又极力抛弃中国二字，日本人的变化真够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