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一方面为主体意识的激发起了助推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地区特色的形成开辟了道路。首先，主体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的地区、不同时期主体性的强弱和表现的特征千差万别，此外，主体性意识是人类社会形成以来逐渐形成的，是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中自我定位的一种表现，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排外的特征，主体性与排外性呈正相关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外来力量，要想打开本地固有主体性的壁垒并加以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此问题上，党在培养主体性意识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已有主体性的利用和改造，充分关注传统主体性所赖以形成的客观环境和历史传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历史惯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理解，这是其它优势政治力量所从未做到的，正是由于做到了这一点，才使初期力量薄弱的共产党能够减少阻力，从而在农村得以立足发展。这些在现实中表现为党对一些民间传统和行为惯性巧妙的利用和改造，如陕北农村在生产上素来就有变工和扎工的合作方式，在党的组织下，人们以上述为蓝本组建了新型的合作组织，但去除了原有的扎工队与工头之间的剥削因素，“组织纪律性与自发热情两者，都体现在传统的互助协作的优点与局限之中：扎工以前者见长，变工则以后者见长。最后所采纳的变工和扎工形式是一种妥协方案．既尽量发挥合作的那一面，同时也尊重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及个人的主动积极性。” “互助组是农民大众们所熟悉的一种合作方式．是村土生土长的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利用。它们不是政府的机关，尽管它们受到政府的鼓励，有时是由政府派专门干部下来组建的。互助组的成立不仅对农村的经济模式带来了基本的变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可能性，而且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合作原则在1943年有利于克服农民的狭隘性并为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成为后来合作互助运动典范。此类的范例在党的革命史上比比皆是，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国家，采用本土化的主体意识培养方案，既可以减少传统带来的阻力，又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民群众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阶级力量，但历史资料表明，党虽然在历次的运动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而事实上更多的运动是由农民自发发动的，而党往往对其采用了肯定和尊重的态度。“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农村的革命运动中党与群众关系的真实面貌——党拥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国家政权的理解与尊重对人民群众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发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何把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阶级的自发行为归纳起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般与个别的思辨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使党的决策奠基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变革是相伴随的，在前者的过程中，旧有的不合理成分在也日渐退出直至消亡，其中，优势政治力量及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导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阶级主体意识的培育与再造无疑是成功的，“新政权着力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首要的是把革命思想带给人民，人民的信仰和整个行动方式全部发生了变化。是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把华北农民推向伟大的变革潮流之中”。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全面把握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动向，采用恰当的塑造方向和方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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