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两个人，一个袁世凯，一个徐世昌，都是清末政府官员，也是民国总统。袁世凯精瘦，乱世自然。从来不拿自己枪的许世昌凭什么？
第一，徐世昌有君子的一面，做事一向谨慎。在没有嚣张气焰的时候，在晚清到民国的官场上，这样的做派让他少了敌人，多了朋友；第二，徐世昌有智者一面，懂得兼收并蓄。他能紧跟时代潮流，永远不会真正疏远与旧派的关系。这使他始终能够保持上上下下，无论是旧派当权还是新派独霸，没有人能忽视他；第三，许世昌有小人的一面。面对重大事件，他从不暴露自己。他只在幕后扮演主要角色。他善于取长补短，避灾避批评。
正因为如此，徐世昌在官场上才会有“水晶狐狸”的名号。一点点有一些贬义，但更多的不得不佩服。
1855年，许世昌生于河南卫辉。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可以和孟母相提并论。他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成功，不惜典当财产，请老师教孩子。如果家里有三份食物，我们宁愿扔掉一份，也不愿让孩子们滋生贪婪。人们建议她去富裕的亲戚家，但她拒绝了，因为她认为贫困会磨砺她的孩子的精神。
徐世昌很幸运有一个伟大的母亲，这决定了他以后虽然有一个圆滑的小男人，但性格永远是站着的。
令我妈妈高兴的是，许世昌不仅擅长阅读，而且擅长看书。她二十多岁，很有才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袁世凯。
24岁时，一次邂逅让徐苑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不擅读书的从心底里欣赏许世昌的才华，当场称赞他:“举人(许的号码)真是太棒了。”
袁世凯一直是个很会看人的人。注意他对许世昌“妙”字的赞美。“水晶狐”的味道，可以说是未来在这里了。
袁世凯见人才就笼是他一贯的凶狠手段，这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得知徐世昌缺钱后，当场给了一百两银子，帮助他在天府考试。
这是两个人半条命合作的开始。
在瘦百两银子的帮助下，徐世昌后来的科举考试一帆风顺，最终在高中成为秀才。
但以进士身份进入翰林后，徐世昌迎来了十年寒流，直到袁世凯邀请他出任北洋新军首席智囊。
从翰林到前途未卜的北洋新军，只谈仕途，这是走下台阶。但人生最大的机遇往往是走下台阶，迎来一个广阔的世界。
毫无疑问，徐世昌当时的眼界和胆识都是一流的。
徐世昌一到北洋新军，他的八面玲珑立即派上用场。当时袁世凯被弹劾扣年薪，滥杀无辜，眼看就要被追究了。结果徐世昌利用人脉稍微动了一下，一场灾难立刻无形中消失了。
从此袁世凯对他感恩戴德，信任有加。
北洋熊雄和文丹的最佳搭档从此诞生。
随后，这一对北洋文武英雄共同应对三大事件。
第一，戊戌变法。都说袁世凯摇摆不定，最后徐世昌果断建议:“不如依附皇帝，得功名。”
所谓审时度势，就是这样。
第二，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先是想杀袁世凯，然后又逼袁世凯回乡养病。这时，徐世昌是东北三省的省长。徐世昌得知此事后，立即辞职避险，既有自保之智，又有与袁进退之意。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第三，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清廷、南方革命党三方博弈。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袁世凯如何脚踏两只船，赢得天下。其中，徐世昌的建议和提议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所谓圆滑高明，就是这个。
袁在位后，徐世昌的表现依然卓越。他从来没有真正走在袁世凯的后面，但总是明智地走在袁世凯的一边。
看到袁世凯当政时安然无恙，他当国务卿也就差一半。不要小看这半拍，这是官场大智慧。
看到袁世凯是违背民心的，失了民心的，他不是从背后卖国贼，而是有分寸的从一边走开，不要小看这一边背后的势力，这也是官场的大智慧。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互相争夺。你看看徐世昌，你没见过他明确的改革，只是等着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当选总统。
当然，他也知道渔翁之利是一时之利，所以皖皖之战终于定下来了。曹锟大获全胜之后，可以静下心来，过上二十多年的生活。
你看，李跟不一样。他总是想坚持什么。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李是民国伟人，而徐世昌却得不到这样的评价。
因为世人看得很清楚，许世昌是庙里的奇人。
无论好坏，都是值得敬佩的。
徐世昌的“水晶狐狸”称号来自袁世凯的儿子袁。所以，徐世昌不是晚清的水晶狐狸，而是民国政治中的水晶狐狸。
许世昌出生于河南卫辉府，是袁世凯的老家党。同时，徐世昌祖籍是浙江宁波鄞县。到明朝末年，徐世昌的足迹已成为徐在天津寿骑塘的家。所以，徐世昌在遇到浙江宁波、天津、直隶、河南卫辉的时候，就认清了自己的家乡，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社会活动家。
许世昌小时候家里有困难。他是在担任准宁县知事时认识袁世凯的。袁世凯当时只是继承了父亲很多遗产，不能挥霍。徐世昌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参加科举考试，被选为官员。
31岁徐世昌读书时，袁世凯已经从军多年，多年来一直是朝鲜的“大皇帝”。到1897年，徐世昌已经当了十年院士。翰林院虽然是朝廷后备干部的集散地，但徐世昌在翰林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做好，他的主要精力是结交权贵，上下疏通。这种努力真的让人佩服。
当时袁世凯有一句断言：“天下翰林真能通。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佑镇、许举人、杨连富算三个整体，张继算一半。”这个评价是对晚清官场最直观的评价。
张幼桥是张培伦，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此人与张之洞在先秦被称为“清牛二教”，可见其才华与能力。中法战争中，张之洞掌管两广军队，取得优势，成为洋务集团骨干；张培伦在马尾海战中战败，成为笑柄，被撤职查办。李鸿章没有嫌弃他，让他做了女婿。张培伦从清朝到西化的转变，大概是晚清最戏剧化的一幕。
杨连富是杨士奇。他和弟弟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重要家人。很多人把杨士奇比作清末的“贾诩毒枭”，因为他策划了袁世凯收买清宫的阴谋，袁世凯除掉岑春煊和屈宏基的阴谋是袁世凯的第一谋士。
张即之是张謇，清末状元，后清党翁同龢的“翁门六子”之一。张謇和袁世凯一起随吴长庆进入朝鲜，是吴长庆的左膀右臂。后来袁世凯光芒万丈，同事们都羡慕他。原本支持袁世凯的张謇改变态度，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批评袁世凯。后来直接分手了。张謇辞掉袁世凯，成为清末民初最著名的实业家。
我们今天所说的徐世昌，可以说是袁世凯“三个半翰林”中成就最高的。
徐世昌一生最不能理解的选择，就是放下最昂贵的“翰林院编修”，帮助袁世凯培养。他成了一个小小的“监督全军总参谋部军务营”，成了袁世凯的秘书长、参谋长。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直接对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后来袁世凯被贬为官，徐世昌也是主管多家央企的“邮政大臣”。
因为徐世昌影响太大，满清不得不组织责任内阁的时候，徐世昌还在名单上。
正是徐世昌对袁世凯的好感，使袁世凯在三年退隐后重返中央，一举夺得清朝最高权力。袁世凯在准备称帝的时候，从来不敢把徐世昌当臣子，而是把徐世昌、赵尔勋、李靖西、张坚列为“嵩山四友”。袁世凯死后，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比袁世凯、段、曹锟、张还厉害。
清末民国时期，徐世昌确实擅长长袖善舞。他在上个世纪前20年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旧满清贵族还是北洋宪政知识分子都尊重他的观点，以至于他一度被尊为晚清“太傅亲王”，超过了袁世凯的“太保亲王”。最搞笑的是，许世昌在即将就任民国总统的时候，还去故宫征求溥仪的允许，被当作笑话流传下来。
但这样一个退了十几年政，八十多岁的人，却不断呼吁国共合作抗日。日本侵略者入侵时，想请他主持华北事务，甚至带来了溥仪的“圣旨”。徐世昌厉声呵斥，厉声拒绝。
1939年，徐世昌终于在天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个圆滑的人，不会挑毛病。水晶狐狸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
徐世昌（1855-1939 年，河南卫辉人）出身贫寒，却从一介寒门士子，官至清廷协理大臣，再到民国总统。他的成功，靠的就是对时局的敏锐察觉，以致人送外号“水晶狐狸”。
徐世昌接受的是最正统的士大夫教育。袁世凯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刚满24 岁，一身青衫，却意气风发，让袁大为惊叹，当即与之结拜。当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阔少，比徐世昌小4 岁。
徐世昌中举后，因为没钱，不能进京赶考，袁世凯便慷慨解囊，赠银200 两。此次，他轻易地中了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3 年后授编修。在明清两代，翰林院是为科场尖子专设的最高机构，当朝大员都出自这里。不过很遗憾，掌管翰林院的大学士李鸿藻并不重视徐世昌，认为他“虚矫过人”，难堪重任。确实，在翰林院，徐世昌对人际关系可谓用尽心机。比如，徐世昌的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来才移居河南，但他遇到以上3 个地方的人，都必定要攀老乡、拉交情。
幸而此时，尊称徐世昌为“大哥”的袁世凯一路顺风，给他的仕途带来转机。1895 年，已投奔淮军的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转眼就成了北洋军阀的开山鼻祖。1897 年，在征得徐世昌的同意后，他拟了一道条陈，奏请外放徐世昌，以翰林身份“纡尊”到新军军营担任秘书长兼参谋长。就这样，徐世昌来到天津小站，在新军军营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
帮助袁世凯和徐世昌从晚清政坛脱颖而出的，还是维新变法中的倒戈。1898 年9 月16 日，光绪亲自召见了袁世凯，满以为他忠诚可靠。孰料袁世凯回去后，徐世昌重新为他做了局势分析。最终，袁世凯权衡利弊，向荣禄告了密。9 月21 日晨，慈禧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彻底失败。此后，徐世昌、袁世凯的名望与地位可说是扶摇直上。特别是徐世昌，在袁世凯的推崇和举荐下，短短数年后，就从一个穷翰林升到军机大臣、尚书、总督、钦差大臣。1908年，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开始排挤袁世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世昌也得以保全。1911 年5 月，清廷预备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徐世昌被任命为协理大臣。然而，他坚辞不就，坚决保举袁世凯。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终于东山再起。而出面邀请他出山的，正是徐世昌。
不过，徐世昌并非完全死心塌地与袁世凯并肩战斗，他还是藏了私心。1912 年，当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徐世昌并没有马上随之就任，而是隐居到了青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局势还不明朗，需要继续等待。1914年，袁世凯根据新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当他再次邀请徐世昌出任民国政府国务卿时，徐“喜而不寐”：一是因为国务卿的职位不低，二是因为他也看出来，袁世凯已经站稳脚跟，自己不会站错队。
然而，鉴于局势的变化，徐世昌最终还是与袁世凯背道而驰。
1912 年，袁世凯在登上权力巅峰后，开始梦想千秋万代的“家天下”。可是，日本驻华公使向他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先决条件。袁世凯向徐世昌问计，徐建议采用张作霖对付日本人惯用的手法———久拖不决。袁世凯采纳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武力威胁，加之急于称帝的私心作祟，这个计策最终流产。1915 年，中日正式签订“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徐世昌也愤懑至极，干脆一连十多天闭门不出。后来，袁世凯屈尊降贵，主动上门说尽好话，他才悻悻回到国务院办公，但两人的分歧已显露端倪。
有人说，徐世昌不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一旦袁称帝成功，他作为老大哥还得给皇上下跪，所以内心不平。实际上，徐世昌对当时的局势洞若观火。在袁世凯称帝后，他曾发出如下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徐世昌对政局的认识是何等的准确，即使是老朋友，他也不偏袒，丝毫没有狭隘的哥们义气。这或许才是他“苟全性命于乱世”，甚至官运亨通的秘诀所在。
1918 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直系段祺瑞与奉系冯国璋相持不下，于是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然而，1922 年，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控制了北洋政府，曹锟、吴佩孚遂指斥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天津、北平相继沦陷。日寇曾考虑让徐世昌出山组织傀儡政权，并派与之关系密切的曹汝霖登门游说，却遭到断然拒绝。日寇不死心，又派徐世昌的得意门生章浸、金漫前往游说，同样遭拒。1939 年春，徐世昌患膀胱炎，医生诊断后，建议他到北平治疗。但因怕被日本人劫持，他坚持不肯去。同年6 月6 日，他病逝于天津。徐世昌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为了表彰他不为日伪利用的晚节，以国民政府名义为他讣告国人，公开哀悼，并拨发了一笔可观的丧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