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民族识别是对一个民族的辨认，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基本工作。 在旧中国，由于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不能确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改变旧中国民族和族称混乱的状况，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加上原来已经公认的民族1983年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
扩展资料：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即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绝大多数民族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在民族识别的具体工作中，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应该密切结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力求体现马列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科学结合。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唯物和辩证的科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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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10-23
民族识别工作的缘起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一些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份。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大小宗支，许多民族得不到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恢复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许多民族向政府提出了承认自己是单一民族的要求。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民族称谓纷纷出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仅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就出现了60多种民族称谓。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各地调查统计出来的少数民族成份更是多达400个。面对纷纷涌出的民族称谓，进行科学的鉴别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
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认真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国内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施联朱就参与了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他对于那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发表了对民族识别工作重要性的看法，“如果不鉴别，不解决民族成份，不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那么对于将来人大代表的产生，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可是说归说，到底怎样做呢？由于并没有特别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可借鉴，施联朱说，“就是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4个特征来套。”而施联朱对于自己当时的评价就是年轻，胆子特别大，并没有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施联朱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调入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他曾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这些经历也为他日后参加民族识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
1953年，中央民委向浙江、福建派出了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畲民识别调查组，组长就由施联朱担任，另两位同志分别是黄淑娉、陈凤贤。调查组到达上海后，当时的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和福建、浙江省委统战部等领导非常支持，又调派了雷关贤、雷恒春两位畲族干部担任调查组的翻译和向导。他们深入到浙江景宁、福建罗源、上杭及彰平的畲族村寨，每处都住了20 多天。当时畲族地区的交通十分不便，在从浙江云和县去景宁畲乡的路上，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整天穿行于遮天蔽日的深山老林中。施联朱下颚的一个伤疤，就是在前往畲乡景宁的路上不慎落水，划破了面部，为他的第一次畲乡之行留下一个难忘的“标志”与“纪念”。
畲民自称“山哈”，意为“山里人”或是“居住在山里的客人”。闽东、浙南的畲民都说自己是从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迁来而逐渐定居下来的族体，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当地汉人视他们为外地迁来的陌生人，畲民自称为“小姓人”，称汉人为“大姓人”，畲汉之间的民族界限一清二楚。此外，畲民在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要素在畲民识别中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畲民中广泛流传着的“盘瓠传说”，反映了他们原始社会残留的图腾崇拜，而且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升华为畲民的独特标志，使畲民成员都共认大家同属于一个始祖，用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学者们在这次调查中，还剖析了畲民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畲民与瑶族的渊源关系，结果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几经周折的土家族识别工作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颇为曲折的是土家族的识别工作。土家族是分布在湘鄂川边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无本民族文字，一般通汉语文。千百年来在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下，土家人民艰苦创业，变荒山为良田沃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土家”作为民族称谓的出现，是和汉人迁入当地直接相关的。宋代以后汉人陆续迁入土家族地区，特别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汉人大量迁入。为了和汉人区别开来，“土家”人用汉语表达时自称“土家”，称迁入的汉人为“客家”。但长期以来，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一直没有得到认定。
1953年，畲民识别调查组在前往畲乡的路上。（前二为施联朱）
1953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调查组会同湖南省有关部门到湘西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湘西土家族聚居区域，潘光旦、王静如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调查,形成了在土家族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3篇调查报告。潘光旦充分利用实地调查和有关民族志资料，又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爬梳清理、上下求索。高度近视的潘光旦花了4年时间，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摘录了1359张有关土家和古代巴人的卡片，证明“土家”不是该地区的苗、瑶，也不是古代的“蛮”、“僚”。再从土家的自称“毕兹卡”(“卡”意为人，古代的巴人也自称“毕兹”)以及语言、经济、社会、习俗、信仰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古代的巴人进行比较，结果证明这些特征只是巴人与“土家”有。他以动态的观点，上溯“土家”与古代巴人的族源关系，无不环环相扣，从而弄清了土家族的源流，得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同时，王静如的研究指出，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甚至可以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学者们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及其研究，为土家族民族识别与认定奠定了基础。
确认一个民族需要科学根据。为验证相关结论，潘光旦不惜拖着残疾的身体亲自到湘西。一次，他要到一个土家山寨调查，因为公路被挖断，潘光旦只好弃车步行。他撑着双拐，一直走了三四公里路才到达目的地，然后又是同样返回。据和他同去的人回忆，老人的两个肋下因为拐棍撑着，都磨起泡了。
几经反复，中共中央统战部终于在1957年1月发文，正式承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最后确定的民族——基诺族
基诺族是迄今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景洪县的基诺山和勐海、勐腊等地，人口两万多。新中国成立前，基诺族一直是刀耕火种，上世纪50年代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过去，基诺族被认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1958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的杜玉亭在基诺山上，看到了文献上曾经记载过的“三撮毛”，即指人的头心上留一块头发，然后左右两边各有一块头发。由此他对基诺人是彝族支系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当时的杜玉亭刚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负责分工编写彝族史。那时的基诺族还叫基诺人，因为彝族的支系很多，当时已确定的就有几十个。彝族的社会形态也很丰富，有奴隶制，也有农奴制，而基诺人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如果确认他们为彝族，那么彝族就是一个社会的活化石。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杜玉亭感觉这些人既不像是彝族、傣族，也不像其他民族。
在杜玉亭看来，基诺人虽然没有单独的文字，但有很多民族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这些鲜明的文化特点让杜玉亭感觉自己不能轻易下结论。
此后因为复杂的社会形势，杜玉亭的研究被搁置了。“文革”结束后，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提出集合全国力量编写一本反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书，这个时候基诺人的学术价值又重新被提出。于是，包括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内的三四十人又一次到了基诺山，专家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单一民族。
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确认基诺为单一民族，从这一天起，“56个民族”这一标志着平等、体现了团结的特殊称谓就诞生了。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 孙雅莉
供图/施联朱
相关链接
民族识别工作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
从1950年起的3年内，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往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中央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其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又组织一些专家分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僳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这一阶段是在前阶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比较深入的民族识别工作，进一步展开大量、深入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现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现改为毛南）等，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份进行恢复、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000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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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
出处:中国民族报 （选自施联朱所著《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和意义》）
http://kbs.cnki.net/forums/3434/showpost.aspx
http://database.ce.cn/gqzlk/gqzlkmzzj/mz/200711/07/t20071107_13518155_1.shtml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一些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份。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大小宗支，许多民族得不到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恢复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许多民族向政府提出了承认自己是单一民族的要求。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民族称谓纷纷出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仅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就出现了60多种民族称谓。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各地调查统计出来的少数民族成份更是多达400个。面对纷纷涌出的民族称谓，进行科学的鉴别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
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认真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国内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施联朱就参与了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他对于那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发表了对民族识别工作重要性的看法，“如果不鉴别，不解决民族成份，不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那么对于将来人大代表的产生，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可是说归说，到底怎样做呢？由于并没有特别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可借鉴，施联朱说，“就是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4个特征来套。”而施联朱对于自己当时的评价就是年轻，胆子特别大，并没有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施联朱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调入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他曾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这些经历也为他日后参加民族识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
1953年，中央民委向浙江、福建派出了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畲民识别调查组，组长就由施联朱担任，另两位同志分别是黄淑娉、陈凤贤。调查组到达上海后，当时的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和福建、浙江省委统战部等领导非常支持，又调派了雷关贤、雷恒春两位畲族干部担任调查组的翻译和向导。他们深入到浙江景宁、福建罗源、上杭及彰平的畲族村寨，每处都住了20 多天。当时畲族地区的交通十分不便，在从浙江云和县去景宁畲乡的路上，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整天穿行于遮天蔽日的深山老林中。施联朱下颚的一个伤疤，就是在前往畲乡景宁的路上不慎落水，划破了面部，为他的第一次畲乡之行留下一个难忘的“标志”与“纪念”。
畲民自称“山哈”，意为“山里人”或是“居住在山里的客人”。闽东、浙南的畲民都说自己是从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迁来而逐渐定居下来的族体，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当地汉人视他们为外地迁来的陌生人，畲民自称为“小姓人”，称汉人为“大姓人”，畲汉之间的民族界限一清二楚。此外，畲民在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要素在畲民识别中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畲民中广泛流传着的“盘瓠传说”，反映了他们原始社会残留的图腾崇拜，而且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升华为畲民的独特标志，使畲民成员都共认大家同属于一个始祖，用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学者们在这次调查中，还剖析了畲民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畲民与瑶族的渊源关系，结果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几经周折的土家族识别工作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颇为曲折的是土家族的识别工作。土家族是分布在湘鄂川边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无本民族文字，一般通汉语文。千百年来在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下，土家人民艰苦创业，变荒山为良田沃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土家”作为民族称谓的出现，是和汉人迁入当地直接相关的。宋代以后汉人陆续迁入土家族地区，特别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汉人大量迁入。为了和汉人区别开来，“土家”人用汉语表达时自称“土家”，称迁入的汉人为“客家”。但长期以来，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一直没有得到认定。
1953年，畲民识别调查组在前往畲乡的路上。（前二为施联朱）
1953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调查组会同湖南省有关部门到湘西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湘西土家族聚居区域，潘光旦、王静如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调查,形成了在土家族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3篇调查报告。潘光旦充分利用实地调查和有关民族志资料，又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爬梳清理、上下求索。高度近视的潘光旦花了4年时间，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摘录了1359张有关土家和古代巴人的卡片，证明“土家”不是该地区的苗、瑶，也不是古代的“蛮”、“僚”。再从土家的自称“毕兹卡”(“卡”意为人，古代的巴人也自称“毕兹”)以及语言、经济、社会、习俗、信仰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古代的巴人进行比较，结果证明这些特征只是巴人与“土家”有。他以动态的观点，上溯“土家”与古代巴人的族源关系，无不环环相扣，从而弄清了土家族的源流，得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同时，王静如的研究指出，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甚至可以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学者们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及其研究，为土家族民族识别与认定奠定了基础。
确认一个民族需要科学根据。为验证相关结论，潘光旦不惜拖着残疾的身体亲自到湘西。一次，他要到一个土家山寨调查，因为公路被挖断，潘光旦只好弃车步行。他撑着双拐，一直走了三四公里路才到达目的地，然后又是同样返回。据和他同去的人回忆，老人的两个肋下因为拐棍撑着，都磨起泡了。
几经反复，中共中央统战部终于在1957年1月发文，正式承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最后确定的民族——基诺族
基诺族是迄今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景洪县的基诺山和勐海、勐腊等地，人口两万多。新中国成立前，基诺族一直是刀耕火种，上世纪50年代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过去，基诺族被认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1958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的杜玉亭在基诺山上，看到了文献上曾经记载过的“三撮毛”，即指人的头心上留一块头发，然后左右两边各有一块头发。由此他对基诺人是彝族支系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当时的杜玉亭刚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负责分工编写彝族史。那时的基诺族还叫基诺人，因为彝族的支系很多，当时已确定的就有几十个。彝族的社会形态也很丰富，有奴隶制，也有农奴制，而基诺人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如果确认他们为彝族，那么彝族就是一个社会的活化石。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杜玉亭感觉这些人既不像是彝族、傣族，也不像其他民族。
在杜玉亭看来，基诺人虽然没有单独的文字，但有很多民族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这些鲜明的文化特点让杜玉亭感觉自己不能轻易下结论。
此后因为复杂的社会形势，杜玉亭的研究被搁置了。“文革”结束后，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提出集合全国力量编写一本反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书，这个时候基诺人的学术价值又重新被提出。于是，包括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内的三四十人又一次到了基诺山，专家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单一民族。
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确认基诺为单一民族，从这一天起，“56个民族”这一标志着平等、体现了团结的特殊称谓就诞生了。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 孙雅莉
供图/施联朱
相关链接
民族识别工作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
从1950年起的3年内，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往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中央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其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又组织一些专家分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僳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这一阶段是在前阶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比较深入的民族识别工作，进一步展开大量、深入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现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现改为毛南）等，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份进行恢复、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000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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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
出处:中国民族报 （选自施联朱所著《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和意义》）
http://kbs.cnki.net/forums/3434/showpost.aspx
http://database.ce.cn/gqzlk/gqzlkmzzj/mz/200711/07/t20071107_13518155_1.shtml
第2个回答 2020-04-24
民族识别除了学术、政治无任何其他意义。但现有的民族政策会让中国走苏联、南斯拉夫的老路——国家分裂！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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