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管仲的否定性评价，主要表现在“俭”与“礼”两方面。
从“俭”方面来分析
《论语》载：“或曰：‘管仲俭乎？’曰：‘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所谓三归，按照清人郭嵩焘的解释，即为市租。“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市租本应收归公有，但管仲却收归己有，供自己享用。按照孔子的理解，这当然是“不俭”。联系管仲的“尚侈”思想来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客观的一面。管仲最初辅佐齐桓公时，曾提出三个条件：一为“贱不能临贵”，桓公任他为上卿；二为“贫不能使富”，桓公赏赐给他齐国市租；三为“疏不能治近”，桓公立他为仲父。可见，管仲对奢侈、富贵的向往程度。管仲不仅自己“尚侈”，还提倡众人也要仿效。“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焚之。”他要求人们要吃那些味道最美的食物，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固然骇人听闻，但是，管仲的“尚侈”思想，又是他治国策略的一部分。管仲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时“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因为管仲的尚侈涉及到百姓的生活习惯，有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富足百姓等合理的因素。但孔子仍不以为然，即所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孔子认为管仲的“尚侈”做法不合时宜，不符合“俭”的原则。
关于“礼”的评价
孔子的治国之道，即“以国为礼。”对于“以国为礼”的主张，孔子有许多解释。“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子对于“政逮于大夫”非常反感，对春秋时期卿大夫们的僭越非礼之事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八佾作为纵横各八列的舞蹈礼仪队，本为周天子举行祭祀大典时的专用仪仗。作为卿大夫的季孙氏家祭时照周礼只可用四佾，但季桓子却把八佾调到家庙中演出。孔子认为这是季桓子的一条大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桓家族宴罢送宾或祭祖完毕时，都唱《雍》诗，孔子也非常气愤。“‘相维辟公，元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在孔子看来，《雍》诗上的这两句话只是周天子专用的赞礼诗，三家大夫哪里配得上动用这样的礼乐？！只有天子鲁君才有资格祭泰山，你季康子居然也去祭泰山。孔子要冉求出面阻止这一非礼行为，无效，只好“呜呼”说是泰山之神不会接受这种违礼之祭的。齐国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策源地。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其政治谋略与实践行为，本身就体现着对旧秩序的破坏因素，具有对旧“礼”秩序的反叛意味。这对于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自然不是一种合理行为，当有人问“管仲合礼乎？”孔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管仲非礼行为的愤恨情绪：“邦君树塞门，管氏也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按照周礼，只有国君才有资格当门立照壁，才能在堂上设有献酬后回放酒杯的台子，而管仲却做到了这些。管促的这种僭越行为，是彻底的非“礼”。如果管仲算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礼在周代，具有根本法的性质。周礼是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各阶层秩序的根本行为准则，它的基本点是贵贱上下有序化。春秋时“礼崩乐坏”，周“礼”的地位开始动摇，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扩充自身权力，不惜侵犯“礼”的规定，尤其是做为“春秋五霸”首位的齐桓公更是首当其冲，而在这其中，管仲起了相当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孔子倡导礼的主导作用，并赞颂周礼的尽善尽美，表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为此对违礼的事宜四面出击进行讨伐。这足以反映出孔子小视管子的真实心态，即维护旧秩序的怀旧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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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称赞过管仲是贤佐：
由于管仲的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存卫救邢，伐戎拒楚，打退了一度严重威胁华夏、进逼中原的夷狄之患，免于夷狄游牧民族的蹂躏。因此孔子曾称赞管仲是贤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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