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外大范围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其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200年，一条鲜为人知的经贸大通道就已经在运作了，它就是由蜀商开拓的“蜀身毒道”，后世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这条中国古代的国际商贸通道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纳誉银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总长2000多公里。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之前，这条路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商品贸易。
蜀商为了商业利益开辟了这条贸易通道，同时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也成就了蜀商极高的商业地位，他们将蜀地的商品销售到国内外的广大地区，影响之深远为后世所惊叹。
史家对西汉蜀商的记载, 最早见于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战国时期巴蜀的繁荣与富庶离不开这些蜀商。到了西汉，巴蜀地区以成都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成都的户数高达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80800户，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为当时全国的3大城市。
成都平原成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成都还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那时可是当之无愧的“北上广”一线城市啊！
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最先着墨的就是蜀商，分别是卓氏和程郑，被司马迁列为西汉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
司马迁如此看重蜀商，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蜀商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这里提到蜀商把蜀地的商品销售到南越国。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考古发现，蜀商很早就开始与印度、缅甸进行商业来往了。
20世纪80-90年代，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虚坦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生物学家考证这些物品的产地只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证实了蜀商与印度、缅甸的商业往来。
不洞宴仅是南亚，蜀商也开辟了中亚市场。1936年在中亚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出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亚历山大城，城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也被认部分是蜀商运抵的。
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见蜀商的商业影响力之大。蜀商还将商品和蜀文化传播至南越国，在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
在东北亚，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曾经出土不少中国丝织品，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出土了一批蜀布和广汉郡的漆器，都被认为与蜀商有密切的联系。
蜀商的商业足迹覆盖面广，是因为他们很早就通过蜀地的各条对外商贸通道与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在当时无疑是开创性的。张骞出使大夏时，发现了当地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对蜀商的商业表现很是惊讶，并报告了汉武帝。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据研究表明，早在商代蜀商就已经往来于“蜀身毒道”上。西汉时期，蜀地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不不止邛竹杖、蜀布，只是张骞只看到了这两种罢了。
而蜀商对外贸易的成功也无疑极大鼓舞了汉武帝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决心，并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000多年。巴蜀大地在人们印象中，那可是闭塞，交通不便的代名词，以至于唐朝大诗人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家喻户晓。
既然是交通不便，蜀商是怎么将商品运出蜀地，从而做出这么大的成就？这不仅让人好奇心倍增，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我们就来看蜀商是如何做到在商业领域独步天下，成功致富的。
蜀商在商界的成功以及将商业贸易扩张到国内外广大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巴蜀地区远离战火硝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蜀商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地形易守难攻，利于防御和自身生存。自从公元前 316 年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后，作为秦国的后勤基地，蜀地一直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之中，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反观其它地方，不仅经历了战国七雄争霸和秦国统一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又发生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西汉统一天下后，由于战争的摧残，各地商业贸易恢复也非常缓慢。
而巴蜀地区，受战争的直接冲击小，社会经济保持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均得到较好的保护，商业发展一枝独秀。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下》:“巴、蜀、广汉 本 南夷,秦 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
从夏商开始，蜀地农业便持续发展，至西周时期蜀地已经成为重要的富庶农业经济区。除农业外，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为冶铁、盐业、纺织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优良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促进，使得人们衣食富足，产生了极大的商品交换需求，为蜀商经商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2、历史上蜀道的不断拓展也为蜀商与外界交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
俗话说的要想富先修路，但四川盆地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令其对外交通十分不便，道路难行，但地理的不便和封闭却挡不住古蜀人对外开放交往的决心和意志。
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无数条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许多陆路也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大道。
据考证，当时蜀地通往外界的道路有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雟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十余条，这些都为蜀商与外界商业贸易提供的非常便利的条件。
蜀地陆路相对难行，但水路交通却非常发达，发达的水路离不开那些优秀的中华先祖。大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及川东重庆地区治水;春秋时期，开明帝鳌灵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工程，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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