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剧似乎是莎剧中最令人困惑的剧本之一，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冷处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以其反战的内容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严格说来，不是《特》剧令人困惑，而是人们没有深入分析它的主旨而造成的「自我困惑」。
有的论者在将《特》剧和《哈姆雷特》作比较时，谈到了这两个剧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运用了大量的双关语和亦庄亦谐的手法，都使用了食物和疾病等主导意象，都对英雄人物的荣誉观进行了反讽等。（注2）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指出这两个剧所体现的莎士比亚创作思想的连续性。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揭示了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触及了战争和爱情两大问题。《特》剧正是作者对战争和爱情进行综合考察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对这两大问题的反思和反讽，是《特》剧和《哈姆雷特》主要的相似之处。其创作思想的连续性突出地表现在这里。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谈到战争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为什么天天都赶着制造铜炮，
还要向国外添购弹药和刀枪；
征集了造船工，起早摸黑地干活，
把一星期一天的礼拜日都给取消了，
这淌着汗水的忙碌，把黑夜也拖来
和辛苦的白天做搭挡……
（第一幕第一景）
几万个士兵拼血肉之躯，暴尸沙场，「只为了一点虚名视死如归」。（第四幕第四景）
莎士比亚还让哈姆雷特痛斥和他母亲结婚的叔父是「血腥的、荒淫的奸贼！/狠心、奸诈、淫荡、没人性的奸贼！」（第二幕第二景），骂他母亲「你干下的事玷污了美德和廉耻，/使贞洁成了假正经，纯洁的爱情/被你摘去了她戴着的玫瑰花冠……/使婚姻的盟誓/像赌徒的罚咒一样地虚伪……」（第三幕第四景）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莎士比亚对于涂炭生灵、万里朱殷的战争，对于被堕落、变心和淫欲玷污了的爱情，感到痛心疾首。他要说更多的话来表达他对人类未来的深刻忧虑和关切。于是他构思了一出在意境上蔑视往古、在体裁上雄视当代的戏──《特》剧，透过战争故事表现英雄理想的幻灭，又透过恋爱故事表现爱情理想的幻灭。特洛伊的主将赫克托既是古代英雄的典范，又是中古「骑士精神」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位英雄的悲剧竟是他自己的理想造成的。他在战场上本可以把疲乏得无力招架的阿喀琉斯置于死地，可是他的仁慈却要让死敌「休息一下」；他在卸下战甲准备歇息时，却指望以骑士规范「勿乘人不备」来约束对方，结果被乱剑砍死，白白牺牲。当然，综观全剧，莎士比亚的主要意图不在于反讽一将功成或一将功败，而在于为「万骨枯」举哀。赫克托在讨论是否交还海伦时，就曾表明这样的观点：「自从为了她大动干戈以来，/我们损兵折将，死伤千千万，/每个人的生命都和她一样宝贵」（第二幕第二景）。希腊将领狄俄墨得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她的淫秽血管里每一滴臭血，
牺牲了一个希腊人；
为她的脏身上每一块霉烂的皮肉，
杀害了一个特洛伊人。
自从她会说话以来，
她嘴里吐出来的正经话的总和，
远不及双方为她战死的人数多。
（第四幕第一景）
忒西忒斯更是骂得痛快，同时对世人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警告：「一切争端不过是为了一个婊子和一个王八……战争和奸淫会毁灭一切的！」（第二幕第三景）谁都能看出，莎士比亚的主旨通过忒西忒斯的谩骂流露了出来，尽管他不可能是莎士比亚的正式代言人。在剧中，莎士比亚的观点有时是用洒满「辛酸泪」的「荒唐言」来表达的。「战争和奸淫会毁灭一切的！」这个警告包含着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苦心孤诣。正是这苦心孤诣促使莎士比亚对荷马史诗及其英雄、对特洛伊战争再认识、再评价，「看出了特洛伊战争的无益、无价值」，（注3）于是进行再创作，抹掉《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灵气，讽刺并丑化英雄人物，暴露他们各式各样的缺陷，如荒唐可笑的自吹自擂、傲慢自负、残忍毒辣、荒淫无耻等，使《特》剧成为「反英雄式的」伟大剧作。在它面前，远古的庄严史诗黯然失色。
莎士比亚透过特洛伊战争故事表现英雄理想的幻灭，有如上述。他还揭露战争淫威对有情人和爱情理想的摧残，进一步谴责了战争。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本是纯情相爱，彼此都真诚地把对方看做理想的情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特洛伊罗斯说：「啊，克瑞西达，我一直盼望有这么一天！」克瑞西达说：「特洛伊罗斯王子，我日夜惆怅地/爱着您已经好几个月了。」（第三幕第二景）。然而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理想的情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间，受现实的制约。王子明确指出：「意志是无限的，实行起来却要受到限制；欲望是无穷的，而行动却是局限性的奴隶」（同上）。克瑞西达当即批评这种人「声音像狮子，行动像兔子」。事实上，王子就是这种人。他只是醉心于空幻的爱情理想，拿不出实际行动。他在和克瑞西达相爱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一副奴隶相。首先，他是淫媒潘达洛斯的奴隶。他自己没有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或者寻找机会去接近克瑞西达，完全是靠潘达洛斯「拉皮条」把他们套在一起，并让他们寻求肉欲的满足。其次，王子是战争淫威和现实的政治需要的奴隶。当伊涅阿斯告诉他要立即把克瑞西达送交希腊军营以换回安泰诺时，他只是凄苦地问了一声：「是这样决定的吗？」（第四幕第二景）他和克瑞西达分别时，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离开特洛伊和我。」（第四幕第四景）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王子是命运的奴隶。他曾两次谈到命运的捉弄，始而埋怨「害人的命运竟不给/我们从容话别的时间」（同上），继而诅咒啮噬爱情的命运：「爱情永远是命运利齿的食物」。（第四幕第五景）
至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是把她作为战争环境中的负心女子加以描绘的。在分别之前，她一直锺情于特洛伊罗斯，也不想见她的叛徒父亲。她说：
……我已经忘了我父亲。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血缘关系。
没有人能像特洛伊罗斯和我
这么亲，这么爱，这么深情。
（第四幕第二景）
可是，祸从天降，她要去当一名交换俘虏的「准俘虏」！毁灭一切的战争逼得她离开了她不愿离开的特洛伊和特洛伊罗斯。置身于敌军营帐，她立即被粗鄙下流的淫棍们包围，特别是被色鬼狄俄墨得斯纠缠。在万分痛苦中她曲意周旋。她把王子送给她的信物转送给狄俄墨得斯。她确实是一个负心人。但应该指出，她的负心是和战争造成的隔绝状态分不开的。她已经无法和王子取得联系了。第五幕第三景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克瑞西达当了「准俘虏」后，还给王子写过信。这表明她「身在曹营心在汉」。她身不由己，内心是向着王子的。不过王子看了信，立刻把它撕成碎片。他认为克瑞西达「净说假话，不会交真心」。因为在停战期间，乌利西斯曾领他到卡尔卡斯营帐前，站在火把照不着的地方，他亲眼看到克瑞西达和狄俄墨得斯两情缱绻。他再也不可能原谅这个负心女子了。 关于《特》剧的体裁，众说纷纭。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定位」。最早有人认为，它是莎士比亚在同时代剧作家班‧琼森和马斯顿的影响下写成的「最机智的喜剧」，或称「讽刺性喜剧」。1609年的「四开本」在书名页上把它标为史剧，但在序言（「致读者」）中又把它说成是喜剧，近代还有人称它为「黑色喜剧」或「荒诞喜剧」。1623年的「对开本」则把《特》剧归在悲剧类中。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它是1600─1602年伦敦戏剧界的「剧场之战」的反响。当时，坚持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琼森和主张自由创作的德克与马斯顿，分别为不同的儿童戏班编剧。两个戏班竞争激烈，对立的剧作家互相揭短，在戏剧创作问题上展开了论战。莎士比亚和琼森本是好友，到了1602年，由于鲜为人知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创作思想上的分歧，两人开始疏远。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不再接受琼森的剧本。在「剧场之战」中，莎士比亚不是站在一旁观战，而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参战。据认为，《特》剧就是以其对史料的讽刺性模拟向坚守古典主义阵地的琼森发起攻击。这种讽刺性模拟的体裁很难用单一的喜剧、悲剧或史剧的框框去套。说它是喜剧，显然不符合剧本的主旨。虽然忒西忒斯的讽刺可能引起喜剧性的讥笑，但说到底，那是辛辣的含泪的讥笑；说它是史剧，也不确切。尽管题材是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但历史成了反讽的对象，失去了原来的史实的意义和作用；说它是悲剧，也没有说到重点上，因为它没有悲剧的结尾。虽然特洛伊的主将赫克托死了，预示着该城邦的陷落，但剧名主人公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都没有死。他们的爱情的历程中有悲剧性遭遇，他们的爱情理想的幻灭富有悲剧性色彩，但没有发展成为带正统结尾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应该看到，《特》剧包含了悲剧、喜剧和史剧三种基本模式的因素，它是一种溷合体裁，可称为悲喜溷杂剧或悲喜剧。其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寓喜剧性的讽刺于悲剧性的情节发展之中。这在莎剧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是一种创新。现代莎学家都倾向于将《特》剧、《结局好万事好》和《自作自受》、《雅典人泰门》统称为「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论者指出，悲喜剧处理重要的社会文明问题，即爱情、婚姻和法律等问题以及「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事物」，通过善恶美丑的鲜明对比，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反应。从这个角度说，悲喜剧称为「社会问题剧」是非常恰当的。
《特》剧除了战争、爱情和讽刺三大重要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乌利西斯关于等级、秩序的议论。在分析「等级、秩序」之前，让我们把乌利西斯的议论同当时一位名叫理查德‧胡克（1554？─1600）的神学家的话作一比较：
乌利西斯：
将军就像是统领一个蜂房，
要是工蜂不采集花汁献上去，
那还指望酿什么蜜？等级不分，
微贱者就会表现得飞扬跋扈。
天体本身、行星和这个地球
都遵循着等级、顺序和位置、
运行的规律、轨道、比例、季节、
形式、职责和习惯，有条不紊。
所以这个灿烂的行星太阳
就在其他星辰的环拱之中，
端坐在辉煌的宝座上，他的慧眼
纠正着一切凶恶运星的邪光，
并像国王的旨令通行无阻地
巡视着福星和祸星。但是当行星
越出常轨，陷入极端的溷乱时，
多少可怕的瘟疫、凶兆、反叛，
多少狂暴的海啸和大地震、
肆虐的飓风、惊骇、变异和恐怖，
将要扰乱、摧垮、分裂并毁灭
邦国的统一和共同缔造的和平，
破坏安定！
（第一幕第三景）
再看神学家胡克的一段话：
如果覆盖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穹的框架竟然松散断裂，如果天体竟然忘记了它们惯常的运行，不规则的旋转把它们转向四面八方，如果那现在像一位巨人不倦地直奔前程的中天的丽日，竟然憔悴虚弱得要停下来休息；如果月亮竟然偏离她的常轨，一年四季时序溷乱，晨昏颠倒，风儿奄奄一息，云不下雨，大地遭受天殛，地上的果实都要枯萎，就像婴孩舔着母亲的再也不出奶的乾瘪奶头都要消瘦一样，人将成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东西现在还能给谁吃？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芸芸众生遵守自然界的法则就能支撑整个世界？（注4）
上面两段话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同中有异。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在宇宙观方面基本上都是信奉基督教的观点。他们相信，上帝根据一个完善的计划创造了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万物的生长一样，都是上帝安排的。他创造的人和物，从最低级的石头到最高级的天使，分别地担负一项专门的职责。只要各司其职，恪守秩序，宇宙就能完美无缺、十分有效地运作。这个论点是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奈（1225─1274）提出的，三百多年后得到英国神学家胡克等人的支持。
莎士比亚则不同。在他的思想里，神学观念渐趋澹薄，理性原则逐步占了上风。他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宇宙观，虽然形式上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相似，但他并没有用神谕来代替对自然界的探索。他在确立社会体制的问题上，不是对上帝顶礼膜拜，而是从自然界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乌利西斯雄辩地以蜜蜂酿蜜为例，说明了分工和按等级办事的必要性。这是莎士比亚一贯的思想。在《亨利五世》中，他曾透过坎特伯雷大主教表达他的在社会体制上效法自然、师承蜜蜂的观点：
蜜蜂就这么发挥它们的功能；
这一种昆虫，凭自己天性中的规律
把秩序的法则教给了万民之邦。
它们有一个王，有各司其职的官员，……
（第一幕第二景）
乌利西斯所强调的就是「秩序的法则」。他要用这个法则来加强统一领导，整顿军队纪律，克服涣散状态，反对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的离心倾向。质言之，要统一，不要分裂。
莎士比亚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正统的宇宙自然观，主张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消弭战乱，防止封建纷争，促进安定团结，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当乌利西斯着重谈到「邦国的统一和共同缔造的和平」并特别指出「城市的行会，五湖四海的通商」需要「维护它们的和平秩序」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声呐喊，他就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