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某一个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我们习惯于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却往往曲解了历史事实，更不能正确解释以往两干多年问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成、定型和发展的过程。有了国家，才会有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领土一般都会发生变化，除非处于四面隔绝的环境。中国也不能例外。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那么就不能否定，每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都属于中国，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归属于中国，任何“自古以来”都应该有明确的时间界限，都不能追溯到越古越好。中国的领土这个概念只能出现在中国产生和形成之后，在此前既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也毫无意义。如有人说，一万年以前中国人通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所以 美洲是由中国人首先开发的。姑且不论这是否事实，但一万年以前并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中国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当时生活在今天中国领土上的人吗？那些 人与今天的中国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也只能称为中国人的祖先。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地方一万年以前就属于中国，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时中国本身还 不存在。对“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中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载《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中，谭先生又论述了确定这一原则的理由，他指出：“我们是现代的 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 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 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部分领土的结果。”很清楚，谭先生确定的是今天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时所需要涉及的范围，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 围。这就是说，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不等于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一幅幅地图那就更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时期、每一个具体的政权的 疆域都是在变化的，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范围之中。所以不能将他确定的、代表今天学者观念的概念强加于古人，滥用于讨论历史时期的统一和分裂。至于他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我的理解是应该将中国疆域的变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840年以前，另一个是1840年以后。前者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因素 的影响，与历代中原王朝先后发生过关系的周边民族和政权最终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清朝；后者则在西方列强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中国疆域的变迁已 经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是“自然”与否的区别。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的是满洲清朝的领土，而清朝的最大疆域形成于18世纪中叶，所以在此前，总有一部分领土还不属于中国。历史上满洲人从来也不是中国人的一部分。用今天的标准看，一切在清朝极盛疆域范围内的民族和政权都属于中国，无论他们是否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关系。中原王朝不等于中国，但始终是中国的主体和核心，也是实现统一的核心和基础。历代中原王朝存在着明确的承继关系，所以一般所讲的“属于中国‘就是根据 是否归属于中原王朝来确定的，用的是第一标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地方之”属于中国“都有具体的年代和具体的事实，绝不能随意提前，歪曲事实。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都没有能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西藏归属中国（中原王朝），只能从元朝将西藏置于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算起。此前的唐朝与吐蕃，完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权。即使是在唐朝与吐蕃实行和亲，保持友好的阶段，如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婚后，唐朝也没有试图控制和 统治吐善。何况唐蕃的蜜月很短，对峙和争战的的年代却很长。有人根据唐朝方面的片面记载，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着“朝贡”关系，所以是唐朝的藩属；或者认为 唐蕃间有“舅甥之盟”，就不是一种平等地位。其实吐蕃承认唐朝为“舅”自己为“甥”，只是因为松赞干布等赞普娶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婿。 现在还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在和盟约”‘“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州镇为界，已东皆属大唐封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 为寇敌，不举兵革”。长庆二年（821年）唐蕃会盟的誓辞也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这些都是唐蕃关系最客观的证据。根据《隋书．东夷传》的记载，至迟到公元7世纪初，台湾岛上已经有了统治当地居民的“王”。但台湾与大陆中原王朝之间一直没有归属关系，明代以前还找不到什么史料记载。南宋曾在福建同安县下设置澎湖巡检司，有人据此推断这个巡检司也管辖了台 湾，这是毫无根据的。宋朝的巡检一般官位不高，这个设在同安县的巡检司辖区不可能很大，而澎湖与台湾岛的距离不小，澎湖的面积与台湾也相差悬殊，即使这个 巡检司的确管到了澎湖列岛，也不可能再跨越海峡管理台湾岛的治安或边防。元朝在澎湖岛上设立了巡检司，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它的辖境包括台湾岛在内。不仅南宋没有管辖过台湾，就是元、明两朝也没有。明朝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曾经以台湾西海岸北港一带为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明朝的军队 在追击海盗时也到过台湾一带的海域，但并没有划为经常性的防区。郑芝龙一度投降明朝，但没有把在北港的基地交给明朝。在郑芝龙转移到大陆活动后，北港被荷 兰人占据。1661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复先人旧业”，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忠于明朝的地方政权。但那时大陆已由清朝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已经 灭亡，所以郑成功政权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与大陆政权没有主从关系。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后，清朝才在台湾设府，隶属于 福建省，台湾从此确定了对大陆政权的归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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