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
首先,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然后运用对比的方法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接着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最后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
由此可见,《师说》这篇文章,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
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也正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
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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