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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
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编辑本段]历史地理学发展简史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发展；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演变；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国起源很早，东汉班固于公元一世纪撰写《汉书·地理志》已开其端。此后历代相继，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到清朝早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晚期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代表了封建时代中国沿革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西方，沿革地理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数量上，都难以与中国相比拟。1848年出版的麦考利《英国史》第一卷第三章关于1685年英国历史地理的描述，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但该章及其以后出版的一些以“历史地理”命名的著作，实际上仍以记述疆域或政区变迁为主。
被称为俄国历史地理奠基人的18世纪地理学家塔季谢夫对历史地理任务的解说，也只限于历史时期疆域、位置、地名、边界、民族、移民、村落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描述，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内容基本一致。总之，19世纪及其以前“历史地理”一词在西方虽已广为应用，但实质内容仍属于沿革地理的范围。
近代地理学始于西方，德国地理学家康德于18世纪中，在科尼斯堡大学开始讲授自然地理课程，洪堡德与李特尔又分别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直接影响到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是李特尔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地理科学的历史因素》，以后是德国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
美国女地理学家森普尔在她去世之前写成的《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及其与历史的关系》，是代表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法国维达尔·白兰士针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可能论，其著作《人文地理学原理》对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1917～1919年张相文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沿革史》，这是沿革地理第一次被列入大学课程，且在课程内容上已不限于疆域与政区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时期。德国赫特纳1927年出版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有专节论述历史地理学，指出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地理学发展史，它是对“过去时代进行的地理考察”。
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的出现，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出版的英国伊斯特《欧洲历史地理》叙述了欧洲罗马帝国至19世纪铁路兴起时期的聚落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历史演变，内容上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以研究疆域政区为主的同一名称的专著。
1936年一部更为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问世，即英国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达比在本书序文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的性质、特点和方法，对于后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948年，美国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出版，该书描述了从15世纪末北美大陆被发现后直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国土由东向西逐渐开发过程中的地理变迁。上述三部著作，标志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
[编辑本段]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著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著，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历史地图的绘制，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一、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与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
本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其间以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2 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 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注：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J〕，《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 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学季刊》（注：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M〕，第91～95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总体上看来， 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
1934年2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3 ）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 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发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三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
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 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注： 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注：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注：《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