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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案例：20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为传播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仍主张君主立宪，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

问题：试分析中国当时需要什么——是改良还是革命？

问题是中国当时需要什么？要从当时分析。 字数1200 字左右！ 谢谢！

Answer 1

　　资产阶级：改良还是革命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早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派别就同时出现了。不过当时改良派因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100册；二十八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96号。康有为则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反对通过革命办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寄希望于光绪帝，祈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们倡议“联合”，都被拒绝。可是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在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抵制革命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双方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已初步进行了交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杂志。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它革命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民报》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文章理论透辟，脍炙人口，激动人心，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每期再版、三版以至五版，仍供不应求。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同盟会政纲。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的巨大障碍，孙中山立即组织革命派进行有力的回击。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内外的20 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宣扬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薄税政策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他们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欲救中国，免除民族灾难，只有坚决推倒清朝专制政府，指出“满洲去，则中国强”。针对改良派曲解革命派“排满”口号是“种族复仇” 的谬论，革命派申明“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扼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二、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 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认为：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云云，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因为“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是人人具有的。而“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时代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十分迅速的。改良派强调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只能行专制，实际是继续贩卖“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罢了。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他们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有的针对改良派的指责明确地回答：“知吾国经济现象之不足恃，而当消患未然者，则社会革命不必行之说破；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指实行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而外资无足忧者，则社会革命不可行之说破；知国有土地主义，其定价买收方法更无驳论者，则社会革命不能行之说亦破。”个别激进者甚至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由此才造成人民的极端贫困。认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否则就必然造成“地权之失平”以及“人权之失平”，所以 “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既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具体办法是消除私人对“天然生产力”即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开始于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全面展开，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广，都是空前的。经过这场大论战，一、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二、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 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论战，“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在驳斥革命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瓜分的问题上，革命派虽然表示即使干涉也不足惧的态度，但始终天真地认为帝国主义是遵守国际法的，不会干涉中国革命，更不致引起瓜分。在驳斥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因而产生“内乱”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说要对“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的长期动乱，又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意见，即所谓“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在驳斥关于“土地国有”就是“夺富予贫”的问题上，除个别激进分子外，革命派不仅未能做出有力回答，反而明确声明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吾人之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是欲使富者“有益无损也”，且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Answer 2

晚清的最后十年与辛亥革命的再反思

曾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这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把皇帝打倒在地而未能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很激进甚至很得人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毫不客气的说，在上个世纪的前半程，中国仍旧是需要皇帝的，毕竟历史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不宜盖棺论定。在笔者看来，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未必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和其后的几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暴力革命远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历史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的追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换句话说，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一时的头脑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历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与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立宪和改良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叹的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致命的真空。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的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诚哉斯言。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在帝国崩溃前的的最后几年中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立宪派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沦为配角，甚至成为了时代所谓的“反动派”，这最终的结果便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即小农经济转向工业社会未完成前），强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够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权力掌握者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立宪主张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新政和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Answer 3

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美国行共和是因为他没有封建传统！大凡有封建传统的都会经过改良(立宪)法国大革命一开始也是立宪;中国需要什么得看当时的中国国情,民族任务;两个半的社会性质,使得我们渴望独立富强的国家,封建阶层有些也是需要的,然后来利益相背

Answer 4

需要革命。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对光绪皇帝的大部分设想其实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如“建立京师大学堂”，但大部分是没有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帮人对于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但因为当时未触及到慈禧太后等人的利益而让他们实行变法。但后来在变法中还是触及了慈禧太后等人的利益，所以变法失败。所以要想救中国，就必须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Answer 5

从当时分析，“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连阿Q都喊“革命”了，这时再说什么改良民众已经不感兴趣了。而当时的清政府虽然同意改良，也不过是迫于形势，走走过场，搞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用来欺骗人而已，并不会真正放弃王权，只做一个名誉上的皇帝，而只求富贵。从后来的结果看，清帝逊位，仍留皇帝称号，并享有优厚待遇，只是不得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