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春秋（前770—前476）历史共294年。在这个时期，
西周的分封制、贵族政权逐渐瓦解，社会出现新的变化。
战国（前475—前221）254年的历史，是先秦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相互兼并到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令人瞩目的是：随着土地私人占有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新的贵族地主。与此相应，在政治上表现为“公室”与“私家”的争斗。自周平王东迁洛阳，直到春秋中期，私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加强，此后以卿大夫为代表的私家与公室的争斗愈演愈烈，其结果是各诸侯国的公室程度不等地衰落下去，卿大夫逐渐掌握政权。
公室与私家的争斗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族与公室的较量。按照
周代的规定，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大夫，他们是公室的后代，史称“公族”。这些公族子孙与掌权的公室互相争权夺利。二是异姓卿大夫与公室的争斗。
在春秋列国以卿大夫为代表的私家与公室的争斗中，鲁、齐、晋三国最有代表性。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公族执政，私家势力的代表是季氏、叔氏、孟氏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三桓趁内乱之机扩大自身势力，在各自封地内修筑城邑，并以此为据点操纵鲁国政局，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最后完全控制了鲁国，历史由此进入
战国时代。
春秋中期以后，
齐国异姓贵族田氏崛起，逐渐取代公族而主国政，最终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至于
晋国，其公族势力在春秋前已退出历史舞台，卿大夫是异姓贵族，他们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并最终使晋国分为魏、韩、赵国，史书称为“
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出现的公室与私家斗争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西周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必须改变政治体制，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因此旧的宗族统治趋于灭亡，而新的官僚政治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过，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宗族统治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它的因子附着于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之中，而君主的世袭制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其基础。
春秋时期私家的力量逐渐壮大，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代和西周称为“青铜时代”。青铜铸造代表了商周手工业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商、周社会最重要的两件大事，青铜铸造主要为此服务。商代的青铜，除了少量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外，大多数用来制造礼器和兵器。在西周的手工业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一般将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始终未能取代石器成为主要生产工具，而铁器广泛使用后，石器工具便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铁工具坚固锐利远远超过了石器和青铜器。春秋时期铁器有很大发展。历史文献中的“鐡”（铁）字最早见于西周春秋之交。有一篇记述秦襄公（前776—前764年在位）出猎的诗中有“驷鐡孔阜，六辔在手”的名句，意思是说秦襄公打猎时乘着四匹黑色大马驾的车，手里执着六条缰绳。这里的“鐡”字即“铁”字，用以形容马的毛色。战国中期和后期已普遍使用铁器，这从一些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得清楚。铁农具的使用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便于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仅开垦的土地面积扩大，而且使家庭生产成为可能，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发展要求冲破宗族的束缚。加之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土地分配、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中国历史向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战国时期魏、楚、齐、秦、韩、赵、燕的社会改革运动就是上述要求在政治上的体现。例如
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就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商鞅师从鲁人尸佼，尸佼是一位“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有广博的知识。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两次变法，一次始于公元前359年，一次始于前350年，包括改革土地田亩制度、普遍推行
郡县制、迁都咸阳、奖励军功、统一度量衡、改革赋税制度、革除戎狄风俗等。变法并不平静，斗争激烈。孝公死后，商鞅受到车裂（五马分尸）的酷刑。但变法使秦国成为
战国七雄之首，为后来
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战国前期列国中有秦、齐、燕、楚、赵、魏、韩七个强国。越国疆土虽大，被楚削弱，在战国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还有一些小国，包括在今山东境内的鲁、莒、邹、杞、滕、薛；在今河南境内的郑、卫、曾；在今河南、安徽交界的蔡；在今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宋国等。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谁能统一，那就要取决于谁的社会变革取得的成果最多、社会生产力更活跃。
战国时期之所以有七雄并立，并非偶然。七国中的赵、魏、韩、齐四国由春秋时晋、齐两国卿大夫执政发展而来，对宗法传统破坏得比较彻底，秦、楚历来没有严格的宗法传统，
燕国宗法传统保存最多，在七雄中最弱。鲁、郑、卫、宋等国，历来宗法传统严密，春秋末执政的大夫又都是公族，宗法传统未受到多大冲击，它们进入战国时期后，国力积弱不振。由此可见，只有变革旧制度，才能为历史的演进创造必要的条件。
战国后期社会变革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当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和部分占有劳动者人身，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来源于四个方面：1.分封贵族转化为地主，他们扩大私田，成为地主阶级中最早的一批成员；2.官僚和军功地主。他们是列国官僚和军人，得到国君赏赐的土地而成为地主阶级。举例来看，前面已提到
秦国商鞅变法，其中有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军功爵制，有这样的规定：凡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奴隶可以获得解放而编入户籍，贵族和平民可以受领田宅户口，成为地主；3.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发家后，通过贸易关系兼并土地，转化而为地主；4.平民上升而成为一般地主。他们开垦私田，加上买进少量土地，得以剥削农民，过上优裕生活。
农民阶级由自耕农、佃农、“庶子”和雇农组成。大批自耕农从旧时的庶人、国人转化而来。所谓“男耕女织”的古老传统，基本上是自耕农的写照。耕织相结合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在秦商鞅变法时才形成，后来在秦汉之际的历史文献中才有明白记载，如：“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后世史书所说的“食货”，即指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而言：“食”指农业生产，“货”指家庭手工业。
再说到佃农，他们是从自耕农中分化而来的。部分自耕农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卖掉土地，流落他乡，租佃地主之田。至于“庶子”，因为没有准确的名词，只好沿用历史文献来解释。从秦国法律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将农民奖给有战功者作为“庶子”，他们每月一般要为有战功者服役六天。农民最低层者称为雇农，也叫“庸夫”、“庸客”，他们是完全失去土地又无固定主人的农民，或者流入城市成为“庸保”、“市佣”，生活没有任何保障。
在地主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之外，还有工商业者和奴隶。工商业者从官府分离出来，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战国时期官私奴隶数量不少。官府奴隶主要来源于罪犯。因为犯罪被罚为奴隶的，《秦律》称为“隶臣妾”，终身为官府服役。战国时的奴隶仍然可以像物品一样被赠送、买卖，用奴隶殉葬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从战国时期社会阶级构成的主流来看，中国历史开始跨进了
封建制社会。
战国时期是一个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社会各方面都有开创性建树，也是学术文化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带有其地域的特点：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
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
道家起源于楚、陈、宋，后来流入齐国。楚人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对齐、燕有影响。后来阴阳家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如果说在
春秋时代文化中心偏于邹、鲁，战国时代的文化已无此种局限，各国文化交流蓬勃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