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世界性
我们应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性格－－这是中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今年4月应新纪元学院“跨越新纪元学术论坛”邀请，而进行的演讲题目。
也是浙江大学与董教总合办之“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班”导师的廖可斌表示，由于对母语教育和传承文化的坚持，所以，大马华人也继承深厚的中华文化（包括人与人相处的礼节、风俗习惯等）。
然而，他强调，“我们应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性格”，是针对中国大陆而设，基于生活背景不同，大马华人可能不能衔接。他并指出，大马的第三代、第四代华人，他们还是深受父辈的影响，性格里还是摆脱不了农民性格。
总括来说，具有农民性格的人民，要努力保持重德性的传统，高度注意去掉奴性；大力加强理性，而尽可能避免物性；有意识地保留血性，而对野性保持警觉。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主要体现为文化特性（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的风格等）。另外，肤色、人种，这些是表面的，次要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对内，它表征着一个民族的特性，影响制约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的风格等；对外，它体现一个民族的风貌，影响其他民族对它的印象，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廖可斌的说法，生活方式（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上层建筑），是决定文化性格（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因素。换言之，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主要是由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所处的政治体制决定的。
他表示，世界上的源头文化，大致分3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现在分别以中亚文化、中国文化、欧美文化为代表。
“游牧文化的性格特点是重血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野性；农耕文化的性格特点是重德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奴性；商业文化的性格特点是重理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物性。”
塑造民族文化性格
他坦言，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是制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格的主要因素，“现在，我们的文化性格还有许多缺陷，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性格还有很多误解，我们还不太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思考应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性格，以及如何由中国的中国人转变为世界的中国人。”
“文化性格（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风格等）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虽然，中国最近十几年的城市化、市民化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农民变成市民，虽然身分、地位、外表、打扮有改变，但骨子里也还是农民性格。”
对于建设新时代的积极健康的中华文化和民族性格，廖可斌认为，“理想的策略是：努力保持重德性的传统，高度注意去掉奴性；大力加强理性，而尽可能避免物性；有意识地保留血性，而对野性保持警觉。”
有人批评年轻人推崇西方文化、唾弃中华文化。对此，他轻松说：“和欧美相比，不管是中国或大马，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程度都差一些。所以，年轻人向往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自由。这很自然，没什么错。”
“我个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在文化。但是，我们要承认，文化里的一些观念已经过时，譬如奴性意识，以及女性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等。”
克服短处就是“进步”
1960年代的文革结束后，中国一穷二白，文盲有两亿。面对艰难生活，再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年轻人难免质疑：传统文化合理吗？有价值吗？
“即便是文化学术界，还有人高喊打倒‘孔家店’呢。何况年轻人？”但他强调，不能丢掉或否定文化里一些客观、合理的核心价值，譬如孝顺、仁爱和道义，“如果这些价值都不存在，我们就丧失中国人的民族特点。”
简言之，任何文化都没高下之分。保留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就是“进步”的民族。
掀起崇狼热
“近年来，自从《狼图腾》一书出版，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狼热’。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3点：一、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记忆；二、当代社会的剧烈竞争；三、现代环保意识。”
“这3个方面，特别是前两个方面，可能是当代中国人‘崇狼’的主要原因。而这里与民族文化性格有关的，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即落后挨打的惨痛记忆。”
“人们认为，中华民族受农耕文化和儒家文化影响太深，过于温良恭俭让，缺乏野性，所以，在古代频频被少数民族打败，在近代又被西方列强欺压。越来越多任认为中国人太软弱，无法在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生存，因此呼唤野性，主张学狼，要狠一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狼图腾》等书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形成了一股“崇狼热”。“我认为，唤起原始游牧民族的文化性格，使之渗入当代中国文化性格中，激活它的生命力，并无不可。但有些人对此寄予过高希望，甚至想让它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性格的主导，并借它排斥其他文化性格，我认为又是不妥当的。”
冲动、不理性吃亏
他说，汉民族的特点是重德行，讲坚守，有较重的奴性，不仅缺乏血性，更缺乏理性，“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商战，血性仍然需要，但野性于事无补。近代以来，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我们吃冲动、不理性的亏，已经够多够重了。因此，不能倡导野性，否则就走上另一条歧路。”
通宵看金庸
廖可斌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他曾说：“我这一辈子读书，惟一一次通宵看书的经历，看的就是金庸的书。太好看了！”而廖可斌和金庸真正结缘，是因为他替金庸捐赠给杭州政府的“云松书舍”写碑记。
廖可斌说：“金庸的小说很有知识性和思想性。他的小说融会各种历史和文化，读它，可吸收到基本文化知识。另外，他的背景总的来说是实在的。至于思想性，则表现在他能够把中西思想价值兼容一起。”
“金庸早期的作品，包括《书剑恩仇录》，体现儒家文化所讲求的夷夏之防，陈家洛人生最大的事，就是为国家民族牺牲。他中期作品最出神入化，核心思想是道家观念，追求个人潇洒自由，像《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就洒脱一生。”
写人性复杂
“他后期的作品，包括《鹿鼎记》，则以佛教悲天悯人情怀看芸芸众生，什么事都很无奈，潇洒也只是一场空虚。甚至，他写人性，越写到后面，恶人（任我行）反而是善人、善人（岳不群）反而是恶人。后来写韦小宝，人性更加复杂。”
廖可斌总括说：“金庸小说的根、血性，体现传统文化（儒道佛）的观念。不过，学贯中西的他，也注入西方文化的男女平等、自由爱情等价值。另外，他写《天龙八部》的萧峰，其实反映了满汉平等共处的进步思想。”
金庸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表现他对“天下第一”和“一统天下”的深恶痛绝，深刻影射中国现实－－社会不能搞个人崇拜！
“金庸小说在思想上带来启蒙作用。最棒的是，他成功地把旧的艺术形式（武侠小说）与新的思想内容完美结合起来！”
廖可斌简历
1961年12月生，汉族，湖南省安乡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历：
●2007年起，为“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班”教导古代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1999年7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至今
●2002年9月-2003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著作：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文学思潮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元明中篇言情小说研究》。所撰《明代文学思潮史》，被选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辑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greatsunrise/blog/item/717d05e9d7e6b93ab90e2d3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