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一个非常神秘的帝国，或许有人谓之暴秦、视如虎狼，但是无论如何，不管其他人是否有心情关心他的兴衰，总是不断地吸引着我。因为自立国到统一天下，前后连绵数百年，其间征伐无数，群雄并起。然而却是他，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新的浪头，引领时代的潮流。试问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又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引领天下潮流？当然，也没有多少强大的*能消逝得这么快。不过，即便消逝，也影响了起码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
一、周王室对秦国的影响
要想研究秦国的兴起，我认为周这个国家是不得不提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周王室不让赢姓立国于秦地，那么秦国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周王室对于秦国的首要影响就是让其立国。因为在商、周的斗争中，赢姓秦氏的祖先始终站在殷商一边，包括在周武王逝后参与叛乱。赢秦实际上是东部的族群，说俗点就是在朝代变更中因为站错了队，才被周王室迁往西北地区。这是一种对战败与叛逆的惩罚，赢秦自此开始臣服于周，并在黄土高原与异族杂居。所以说，首先让秦国合法存在的，居然是以前的敌人周王室。
此时有必要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周。商周之变，实际上是一种平常的朝代变更，但与后世的朝代变换，似乎又有些许不同。第一，商、周时期的政治形态与后世不同，它们实际上只是作为盟主，而不是最高统治者。不论是商还是周，只是对于附庸国发号，但是这些附庸国很可能选择不听。而后世的统治者本身具有对整个国家的直接管理能力，理论上是没有人不服的。第二，周代商的朝代变更，带有部分先进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根据史料来看，殷商时期农业仍不是绝对主要的生产方式，渔、猎所占比重仍然相当大；周朝建立之后，特别是周公辅政期间井田制的出现，才使得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王朝变换，虽然没有改变大的政治制度——奴隶制，但是由于有生产力的变化，使得这种变更显得稍稍有些不同。
当然，周朝在生产力比此前发达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它的青铜器显得比殷商时期逊色许多。
如果说清朝将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推到了顶峰的话，我个人认为，周王朝也把奴隶分封制度推向了极至。正是因为更有优势的农耕开始普遍推广、运用，渔、猎再也不是主要经济形态，这表示相对于之前生产力更发达。包括父位传子、井田、宗法、宗庙、礼、乐等一系列制度的确立，以及文学作品的较大规模产生，确实让奴隶制度达到了颠峰，而且这其中的一些东西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相应制度的雏形。但是，就像后来的清朝一样，让奴隶社会达到顶点的周王室也开始没落！
周王室的没落，并没有像清朝的覆灭那样迅速，因为短期内没有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而且自身长期牢牢地控制着自陕西到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所以一时无人能够撼动其地位。但是公元前七七一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外族入侵，随后平王东迁，周王室从此尚失了对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自身的衰落开始加速，不久就变成了诸侯国的一粒棋子。
周朝的没落，原因之一在于建国时所设定的制度逐渐暴露出缺点，而这些制度本身又强调一种不变的思想，所以时间越长越难维持。其次，周朝初期的诸侯虽然多，但是相互间大多存在无人地带，彼此间接触少，冲突也少，冲突规模也不大，周王室凭着自身实力上的优势，很容易控制。到了西周末期，这种无人地带已经很少，各国间开始直接接触，冲突的数量和规模都开始上升，达到很难控制的地步，只是由于自身实力雄厚，方才勉强应付。
平王东迁，既是其迅速没落的主因，又对秦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异族入侵时，秦襄公是少数几个勤王的诸侯之一，东迁之时，又亲自率兵护送。所以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并宣布“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平王东迁，表示周王室已失去对西北地区和大部分领土的控制，由于这一大片领地的尚失，极大地削弱了自身实力，使得自身迅速尚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力，自身的衰落也就加速了，到最后只能龟缩于一隅之地。
平王东迁是周王室势微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对秦襄公和秦国的赏赐，这一事件却预示着秦国即将崛起。因为秦国由此获得了诸侯之名，取得了对“八百里秦川”的合法经营权，再加上是关中地区还有大量黄帝文明与周文明的遗产存在，成为日后秦国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黄土高原的影响
平王东迁所放弃的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地区是华夏文明，特别是黄帝部族的发源地，从历史来看，周、秦、汉、唐都是自此地兴起，这一地区曾经是十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常被视为帝王之基。那么为什么这一地区会成为帝王之基呢？我比较认同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黄土高原的土地上泥土纤细，即便使用木制工具也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一原因很可能就是之前周的农业比商发达，并在夺取宗主权后大力发展、推广农业生产的主因。由于当地农业起步早，该地文明因此而有较长时间的发展，所以可能保持较高的发展程度。
第二、八百里秦川，即关中平原一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又有众多水网交织、贯穿其中，给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后来的变法主要讲求的就是“耕战”，商鞅在这一地区实行这样的的变法也就显得非常有优势。
第三、关中地区四面环山，又临黄河及其支流，为自己形成了天然屏障。这种自然的因素，加上后来修建的关隘，使得关中国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长期处于主动地位。
三、早期秦国的发展
平王东迁以后，秦国迅速开始了自己的发展。首先就是夺取周平王封赐的歧西地区，进而完全占领岐山一带。这一步棋的意义在于使秦国在关中西部得以立足，在击退异族以后，又收编了周王室东迁以后的遗民，充实了自身的实力。
之后秦国顺势向岐东地区发展，把自己的领土向东扩张，进至河西、至于华山；同时也间或挥兵西北，主动攻击异族。这一时期秦国逐渐扫平了关中的外族，吞并了这一地区的小诸侯国，积聚了更多的力量，并且坚定地向东推进，使日后有了染指中原地区的地理条件。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与晋国正面交锋，其间虽然时有对西北用兵，但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除向东发展时来自外族的后顾之忧，当然也顺势取得在西北地区的新领土来增强国家实力，可主要还是选择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为其东向战略服务。
到春秋中期的时候，大国争霸的序幕已经拉开，在齐桓公之后，秦穆公夺得霸主之位，其间“并国十二，开地千里”，迅速崛起为疆域广阔的大国。秦穆公时期的称霸，使得秦国得以进入大国俱乐部，具有了相应的国际地位，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此后虽然直到秦孝公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称霸中原，也没有在东进中取得什么进展，但是国力却保持得比较稳定，即便有所下降，底子仍旧还在。
但是此后的春秋历史却迅速进入晋文公时代，文公死后虽然穆公尚在，但晋国却变得异常强大，以至于秦有崤山之败。此战对秦国影响深远，后来虽然也在与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但秦国的君臣不得不正视晋国的强大国力，放缓了向东发展的步伐，转而西向与戎夷争夺地盘。春秋的发展，此后也进入了晋、楚两国交相称霸的格局。
四、春秋战国之间的社会变革
如前所述，周王朝将奴隶制社会推到了极致，，它的衰落，也预示了奴隶制度的衰落。平王东迁以后，整个中国逐渐发生着变化，以至于奴隶制最终土崩瓦解。
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迅速发展。在生产工具上，青铜器的制造有了非常大的进步，铁器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在这这期间开始并推广了以牛耕地。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着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社会生产力的迅速进步，不但推动了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还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东周以后，权力下移，各个诸侯霸主逐渐出现，周王室的影响日益降低。而受到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下层势力开始逐渐崛起。到了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逐渐随着周王室一起衰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开始抬头，靠着经济实力的支持，开始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这种发展的结果，直接导致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的发生。
这时候的权力变换，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朝代演变国家兴亡了，这是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是统治阶级的转换。这种新兴阶级的夺权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战国时代实际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唯一还差得，就是对象征意义上的最高统治集团周王室的取代。这些变革再加上大型城邑的兴起，共同构成了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五、进入战国后秦国的发展
1、秦国的总体战略
按照钮先钟的《战略研究》一书所提及的理论，再加上个人的认知，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在书中自有详细解释，现简述如下：战略，主要是从比较高的层次、眼光着手，关心一场战争的胜负；大战略，与战略的区别在于所关心的问题相对长远，不仅限于战争胜负，还包括了战争之后的形势；总体战略，关心的是较长时间的整体方略，时间跨度相对比较长，其中可能包括了数场战争。
就秦国在建国以后的发展来看，非常具有连续性。虽然不一定有具体的文件对长期发展进行规划，但总体战略非常清楚，从其政治中心的迁移便可以看出。先是从天水一带迁到汧，后到眉县附近，又至平阳，再到雍城，之后是泾阳，然后是栎阳，最后是咸阳。整个过程除了最后一次以外，从地理上看都是在东迁，由此便可以勾画出秦国的总体战略——东向。最后一次从栎阳到咸阳的迁都虽然从地理上看是往西，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还是在为其东向战略服务。
秦国历史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也在于此：自建国以后，其总体战略非常清楚，除了实力所限无力东出以外，历代君主无不是在寻求向东发展。其总体战略的连贯性，包括后来对商鞅之法的长期坚持，以及秦昭王晚期开始的寻求统一天下的目标。无一不显示出其超越常规之处。
我个人分析，秦国自从建国以后无意中形成的东向总体战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地缘政治所限。按照当时的看法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周围都是异族。当时的中国，仅仅包括黄河长江沿岸之间，西至黄土高原的地区，秦国正好处在西北角上，这样的形势，实际上类似于依在墙角，唯一的出路就是东向。这种地缘形势造成的总体战略上的连续性，与后来英国比较相像，处于大陆上的国家，大多会为陆权与海权进行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很难确定发展方向，即便确定，也不具备连续性。比如近代中国的陆防与海防之争，长期没有定论，结果到头来国家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什么总体性，但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用不着争论，因为岛国的唯一权力就是海权。秦国的情况大致如此，处在西北一角，向东是其唯一的发展方向。有人或许要问，他为什么不向北部或者西北部发展？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秦国统一前后以及后世中国的北部疆界，大致都在长城以南，而长城一线基本上与十五英寸等雨线相重合，秦国虽然长期与外族杂居，但其文明仍旧是以农业为主，一旦越过此线，受自然条件限制，将会很难耕作，所以东向才是其出路。
由于有长期同西北地区外族斗争的传统，所以秦国具有较强的军国意识，这使得任何命令的执行都会比较顺利，商鞅变法也正好遇上这一点。
2、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无疑是秦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正如我在另一篇名为“大秦帝国的毁灭”文中所述，这次变法其实也是后来秦国灭亡的原因之一。这次变法开始在战国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地主阶级夺权已成定势，并且有魏国变法成功的先例。此时的法家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各国君主纷纷希望借此富国强兵。
而变法在秦国的成功，也有其他原因。由于有长期同西北地区外族斗争的传统，所以秦国上下具有较强的军国意识，这使得任何命令的执行都会比较顺利。秦国民风强悍而质朴，这也是中原国家所没有的。商鞅变法正好遇上这些，这是为何其法律残酷但是却能执行的一大原因。
秦国是较早实行郡县制的国家，这种新国家体制相对于周的分封制度已然是一种进步，这表明秦国此前虽然不强，但还是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没有落后，而这种政治制度也为商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秦国建国较晚，加之久处西陲边缘，所以一开始受周王室的各种影响就很小，在变法中旧贵族反对势力相对较弱，变法也就相对容易一些。以上这些，再加上秦孝公为富国强兵，给予商鞅的极大支持与信任，使得变法虽有阻拦，最终仍旧顺利推行。
商鞅的变法，主要强调“耕战”，也就是关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基本生活与生产，二是对外军事扩张。这种体制能够在战国之时得以成功，在于它正好适合于在战争状态下实行，与后来的战时体制如出一辙，所关心的只是在战争状态下两个必需的方面。而之所以说这种体制导致秦国灭亡，在于它根本不适合和平发展时期的国家，因为统一后需要的首先是安民、发展，战争已不是首要关心目标。不过非常可惜，在平时与战时分别实行不同机制，是很晚才出现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秦国受西周制度影响小，得以顺利变法图强，可是由于受法家影响深远，结果倒在了统一后的国内发展时期。换过来说，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绝对首屈一指，但由于受此影响过大，以至于明代始有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西方国家受封建主义影响很小，很快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毫无疑问，商鞅开启了一条全民军事化的扩张道路，一切法令都为扩张、为战争而存在，在战争中，秦国只有可能越来越强。变法的成功，使得秦孝公得以继续执行国家的总体战略——东向！如果说秦孝公与商鞅的主要贡献在于变法的话，其次便是收复河西地区：秦国的东向战略又复活了！
3、纵横天下
当然，要说秦孝公的其他贡献，莫过于传位给秦惠王。有人可能不满其杀商鞅之举，但是秦惠王对于秦法的贡献应当不低于孝公与卫鞅！如果他废除商鞅之法，那历史可能就面目全非了，所以说秦惠王的首要贡献，即在于维护了国家法律！“人亡政息”本是常事，常言道：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更何况商鞅已死？所以偶尔人亡政不息，反倒觉得是个奇迹！
其实秦惠王在变法之后的君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的贡献不但在于维护了商君之法，更重要的是为之后秦国的战略进行了新的摸索。因为此时的秦国重又占领河西，中有函谷关、北有阙于、南有崤山，东出之后剑指何方？如何出击？此前都没有具体的战略设想，之前由于地理形势，主要只有一路，现在情况则不一样了，究竟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秦惠王的一大优点在于本人善于辨别，能够选出备选方案中较好的加以实行。这其实就是一种*，比如《战国策》中“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一篇，就是较好的证据。该文中双方的争论，实际上都是站在大战略的高度上，也就是说都是在关心战后的情势。他们分别对现实情况进行了整合、解释、推测并给出方案，显示出秦国高层决策集团具有相当的实力。司马错与张仪的两种战略架构，一个重国家、重理性，另一个偏向于功利，但是秦惠王像大多数秦国君主那样，选择了理性与国家来架构自己的战略，显得比山东六国的君主高出一筹。
秦惠王的重要贡献即在于：坚持商君之法，夺得巴蜀富国，并用其一生探索着国家战略，最终确定了连横破纵这一战略，并在有生之年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当然，秦武王可能是他唯一的败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秦昭王可谓是一代雄主！当然，他的成就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经过孝公变法和惠王的积累，此时的秦国已经具有了非常强大的国力；此时白起等一大批军事将领逐渐展露头角；范雎的出现，为秦国带来了远交近攻战略，将纵横学说发挥到了极致。此时只要君王的问题不大，似乎想不成就大事都难。
秦昭王得成就，在于其以国力为依托，远交近攻为战略指导思想，不断对外蚕食。终其一生，虽然没有灭得一国，且枉杀白起，但是山东六国的实力却大大下降，被削弱到了最低点。特别是军事实力上，赵国的惨败，使得山东六国再也没有哪一个能够单独与秦军对抗。而且由于自身战略问题，齐国也受到重创，虽由田单力撑，却难再成霸业。从这一阶段来看，列国虽时而进行比较有战略眼光的合纵，却难成大事，且多数时候只顾眼前利益，或者只为苟延残喘，这其中韩国最为突出。
4、扫灭六和
秦国的战略，通过不断求知、改进政策，创造出强大的权力后，虽然因身遭重创而一时放缓，但已经开始谋求引导历史，这种引导便是统一天下！或许赢政的父辈不那么短命的话，子顺在长平一役后预言秦国二十年内统一天下应当可以实现。
不过没有等多久，赢政还是实现了这一目标。他登基前后，虽然内部唱了一出小小的插曲，但还算是顺利。经过长期的修整后，秦国的国力不但得以恢复，反而达到了新的高度，被推向了顶点。同时一大批文臣武将的聚集，使得一场好戏上演十年便告结束。统一中的战略很简单，因为对方实力太弱，所以只要由近及远，先打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不过赢政还是演了一出好戏：先中路突破，再两翼包抄，最后兵临城下，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惜的是，这时的秦国君臣，集中全部精力于统一战争，所有的战略思考均由此而生，以至于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失去了对下一步战略的思考。当他们赏心悦目地欣赏这一出历史大戏的时候，秦国自开国以来的总体战略逐渐走到了尽头，商君之法的弱点即将暴露。当所有的战略走到尽头，所有的战略思考都已经停止的时候，谁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没有人知道，所以非常遗憾的是，大秦帝国的毁灭也就即将来到！
（关于其毁灭，我亦有专文，此处不再详述）
5、秦国兴起的经验
诚然，这一系列过程，不仅仅因其波澜壮阔而引人入胜，更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秦国的兴起与统一，也有很多的经验值得借鉴，虽然秦朝的统治不过十五年，但是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却历经数百年。这其中，除了长期奉行东进的总体战略，起自立国终至统一外，还有很多，小生才智有限，暂列一二于下：
首先，国家内部长期保持稳定团结是重要原因之一。秦国历史上少有内乱，即便偶尔有些小的插曲，也很快就被平息。相反，很多国家都由于内乱而逐渐失去了逐鹿中原的资格。这其中最可惜的莫过于晋国，晋国分裂后的三个国家，都在强国之列，设若没有分裂，最有实力站出来统一天下的莫过于晋！
其次，在人才上，秦国不仅不缺乏英主，更能吸引、运用人才。商鞅、张仪、范雎等等都是被列国、特别是魏国赶到秦国的。吕不韦、李斯等人也是客卿。吸引并重用这些人，是其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人才，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
再次，从山东列国的失败，特别是合纵失败来看，无疑是在说明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任何幻想依靠同盟国寻求利益的国家，都比独自寻求利益的国家所冒的风险要大。任何对盟友的奢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战争论》中写道：“同盟国的合作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战国时代的纵横捭阖，大多都是为了维持一种均势。比如之前的合纵，为的就是限制秦国的独大。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国力上升，列国的合纵也就暂停，及至赵国长平战败，之前的均势已经被打破，列国又开始联合。不过这个时候，合纵已经失去了意义。
从历史来看，这样的例子很多，盟国大多数是在较晚的时候加入战争，或者为了保持均势。比如美国的参加一战，胜负基本上可以看出，而且这个时候加一把力，自己的损失很小。同盟国历来就是不稳定因素，比如朝鲜战争，本来苏联是答应出兵的；又比如一战的时候，德奥的同盟意大利居然投到协约国一边。所以国家在寻求自身利益时，考虑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
最后还有一点，秦国因为地理原因，再加上战略运用相当成熟，自变法以后无时无刻不将主动权置于自己手中。《孙子》全篇的目的，其实也是探讨如何控制战争主动权，正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比如长平之战以及后来的一些战役中，本来无从下手，使得秦军长期暴师在外，可是秦国却屡屡运用离间计，使战场上的秦军变被动为主动。邯郸一战之后，形势大为不利，秦军依托地形之利，守关而拒天下。以上种种，给人的感觉就是我想打就打，想守就守。战国中后期的秦国，完全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六、秦国兴起与统一天下的客观原因
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原因，史家分析了不少，我个人算是归纳而已。
第一， 周王室的东迁和衰落，给了秦国以极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 生产力发展及其诱发的社会变革推动了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发展与最终统一天下。
第三， 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历史需要一种新的国家体制和新的利益集团来代替旧的国家体制与统治集团，秦国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第四， 黄河的洪灾历来是一大问题，这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组织并运用黄河沿线乃至整个国家的所有力量来应对，因此这一问题也变相推动着统一。
第五， 当时中国（狭义上的，仅包括秦统一时）的降雨虽然总体水平稳定，但并不是每年都均匀分布到各个地区，由此常常引发水灾或者旱灾，再演变为饥荒。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灾年的粮食问题经常发动战争，这其中包括秦穆公时期著名的韩原之战。在广大地区形成统一的国家有助于粮食调度、解决饥荒。
第六， 塞外异族的兴起与不断南下，特别是到了战国后期，对方统一的大规模南侵，使得华夏文明也需要统一的对外抗争。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双方的统一对抗。
当然，其他有些原因并不能从大局上推动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但是如果放开了看，对其取得局部优势似乎也有一些意义。比如说秦国的军事技术，从兵马俑的考古发现来看，秦国实际上还是处于青铜器时期，但是他能够把青铜器推到一个这么高的高的，可能与他原来处于东部，先民是殷商属民有关。如前所述，殷商虽然生产方式上还没有像后来西周那样确立农耕，时代也更加靠前，但是他的青铜器制造相对于西周更强。赢秦之前作为殷商的属民，这方面的技术理应得到较好的继承，后来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也不奇怪。
所以从整体上讲，秦国首先继承了殷商文明，西迁以后与戎狄杂居又逐渐养成了强悍、质朴的民风，平王东迁后所继承的遗产又包括了黄帝文明和周文明。可以说秦国非常巧合的继承了华夏东、西部甚至塞外民族的文明，这样的长期融合形成的新民族与文明，自然应当具有一定的优势。虽然这些不能作为他统一天下是历史必然、潮流所致的证据，但是秦国的兴起，也是自身实力的一种体现。
七、秦对后世的影响
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确立基本的总体战略，二是确定各种制度。秦国统一以后虽然其总体战略走到尽头，又没有新的战略指导思想，但是自秦以后，历朝历代最起码都会尽力寻求对长城以南的统一，然后将兵北向，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其统一的区域通常较秦国更大。后世的朝代，也多以郡县制或相似体制管理国家，以皇帝制度作为统治制度。包括很多具体的制度，即便相对秦时变化很大，但仍旧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
无论如何，对于这个经历了整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期的大帝国，这个承上启下的帝国，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更多的还是赞叹。即便你不喜欢他，你也不可能忽视他对后来两千多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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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360.bolaa.com/forum/viewtopic_50785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