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书赠高又明对联赏析
宗鸣安
2007年，秋后的一天，我有幸见到了一幅章太炎先生所写的篆书对联，文曰："诗题史籀岐阳鼓，书载范乘湖水船"。上款是题赠给陕西辛亥革命首义者之一高又明先生的。
章太炎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书法家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者。由于太炎先生对文字学有着深厚的功力，其书法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与书写技巧，是一般普通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的篆体书法作品，韵味古朴，结体奇特。上达商周金文古籀，下通秦汉诏板缪篆，结体中既有新意，又不失"六书"之法。由于太炎先生对中国文字的结构熟悉之极，使得他在经营起书法作品的构图来也就得心应手了许多。结体布局需要紧密时，就加强笔画的繁复性，使之做到密不透风；行文章法需要疏朗时，就减少笔画的次要部分，使之做到疏可走马。这种对文字笔画增减的手法，加强了书法作品顾盼呼应，得意轻松地效果，这是真正的文字学家才能写出来的书法作品。现代书法家沙孟海在评价章太炎先生的书法作品时说："单就篆学而论，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依据，点画的增减，偏旁的去留，都是极讲究的，从来不苟且着墨"。说太炎先生书法"不苟且着墨"，我认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太炎先生在书法作品中对文字假借的处理，对文字结构的处理（即对文字笔画的增减），都是遵循有一定法则的，绝不是想当然的增减与假借。当然，太炎先生的篆体书法也不仅仅是以《说文》为依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说文》与三体石经同为小学大宗"。（《章太炎书信集·与于右任书》）可见，除《说文》以外，金文、简牍、碑拓都是他研究文字、使用文字的工具。
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这幅对联吧。上联："诗题史籀岐阳鼓"，通过上下文来释读，在文字书写上没有太难识别的地方，在字意上也没有太难懂之处。上联是在说古人在诗歌里题赞了史籀所书写的"岐阳鼓"。"岐阳鼓"即"岐阳石鼓"，这是对早年出土于陕西岐州之南十面鼓形石器上文字的称呼。因其文字刻写在鼓形石器上，故通常称其为"石鼓文"。又因其文字内容记述了周宣王狩猎之事，故又被称为"猎碣"。由于石鼓上的文字记述了周宣王的事迹，前人推测，此石鼓上的文字应为周宣王的史官"籀"所书，故也有称此石鼓为"史籀之书"的。而有一些人，更扩大的将战国以前的大篆体文字均称为"籀书"的。关于"史籀"的称谓及"籀书"的范围向来有许多争议，但与此文字关系不大，也就不必细谈了。《石鼓文》出土较早，在唐代就有拓本流传和诗歌之赞了，如唐代诗人韩愈的《石鼓歌》中就有"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诚作《石鼓歌�"。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石鼓歌》也有"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分明"。之句，宋代诗人苏东坡也有《石鼓歌》，诗中有"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等等，由此可见,《石鼓文》是古代文人十分重视的文字资料。说到此，上联的内容也就明白了，关键是下联。初看时，下联第三、四两字十分难于辨认。根据这两字的字形、结构，我先以为是"汜胜"二字。"汜胜"为人名，与上联的"史籀"人名正好相对。但"汜胜"与下面"湖水船"事似乎并联的不甚密切，想太炎先生用典也不会如此轻率。所以，心中一直不安，总觉得"汜胜"二字释读得不够周妥。适逢戊子春节，在友人聚会之时，我总要出示此二字相质询，虽未能明确释出此二字，但同道的提示，却给了我许多启发。归舍后，我即翻出章太炎先生其它的书法作品资料与此联文字细细对照，又结合上下联的字意及语言环境，终于，考出下联此处应为"范乘"二字。"范"字在此处省写上部的"草字头"，这是太炎先生常用的省减手法，也见到其他书法家曾经使用过。而"乘"字则稍难释读，起初释为"胜"，是因为篆书体"胜"字的右旁写法与此处写法较为相似（《六书通》上有几个"胜"字的写法即与之相近），似乎此处又是省减了左边的偏旁。但检《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并未见与下“"湖水船"内容相符合"范胜"的人名。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所展示章太炎先生的对联中，有一联为"城上墨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烟"。上联有一"胜"字，写法显然与此处不同，但上联第三个字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字的上半部与此处对联下联第四字的上半部完全相同。都是呈上下两个小"人"形两边各两点。书上对联文字我根据文义，知其从"土"，检《说文·土部》考出此字实是一"墨"字，只是对联中省写了"墨"字上部的方框部分，剩下的重叠小"人"形及两旁四点，代表了一撇一横一竖，或两横一竖的笔画。再回到此处看"范"字下面的文字，我忽感到此字一定是�"乘"字。亟检出《说文》、《六书通》、《金文编》、《汉语大字典》等字书，诸书上所列"乘"字写法果与此处大类。特别是《金文编》上所列钟鼎文字，有许多与此相近的写法。如《禹鼎》上"乘"字的写法、《公乘壶》上"乘"字的写法、《公臣簋》上"乘"字的写法等，而《说文》上"乘"字的古文写法就更与此处相近了。在《金文编》上容庚先生以为"乘"字上部从"大"，而《说文》上则认为从"入"。章太炎先生正是利用了金文"乘"字写法的下部，加之《说文》"乘"字的上部，二者结合，创作了一个新的写法，从此处也可看到太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字结构的深刻了解。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乘之本义为升为登，引伸之为加其上。许训覆也，与加其上同义。字象人登木之形。"人登木，即人登舟，舟乃木制。此处写法正形象的表现出了"乘"字的形意本指。
解决了这个"乘"字，这副对联下联的内容考释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一直推测，此处的"湖水船"，一定是太炎先生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范蠡乘舟泛游江湖的典故。我也曾见到于右任先生所写一联，即"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史记·货殖传》："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唯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即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湖。"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称为上将军。随后又弃官易名，泛舟江湖，从商得大利而致富，世称"陶朱公"。
至此，下联释为"书载范乘湖水船"，字意顺畅，内容也就十分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使用了"范蠡"的典故于联中，应是有一定用意的，这就要回到此联主人，上款所书"书赠又明"，既高又明先生的身上了。
高又明（1886-1951）名明德，字又明，以字行。早年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起义。后又专门学习武器与炸药的制造技术，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靖国军时期为靖国军司令部军械处处长，后又为兵工局局长等职。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后高先生退出军界。"九一八"事变后，高先生深感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这也是抵抗外来侵略的物质基础。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高先生与陕西几位商界人物，先后集资创办了集成三酸厂、西安阿房宫电影院、西京中国国货公司等。这些企业
以后都成为了西安近代工商业的中流砥柱，为西安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二月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写的《〈西京市工业调查〉知，西安集成三酸厂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2），当时以窦萌三、张希仲、高又明、叶禹旬（又作玉田）为董事，主持日常业务。同时又选出了李霞若、孙善初为监察人，任命张希仲为经理，叶禹旬为副理。厂址则设在西安城内西部的香米园55号院内，面积约2400平方米。起初资金仅三千五百元，几年后既增至十二万余元，可见他们的善于经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由于制酸时的污染，三酸厂被停业转产，以后的石油化工厂及化工研究所使用的既其旧址。
了解了高又明先生的经历，我们也就可以看出，章太炎先生下联文字是有所指的。既将早年从戎参加革命，后又投身商界成绩蜚然的高先生比作当年功成身退，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范蠡，评价自然不低。
根据章太炎先生此联的书法风格，用笔特点以及文字的内容来判断，此联当书写于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为太炎先生晚年的精心之作。
章太炎先生为陕西不少革命旧将或文人耆旧都有过赠墨。这些墨宝大都是通过于右任先生代为求到的。右任先生不仅与太炎先生相识，而且常有讨论文字学问的书信互相往来。以太炎先生的名气与地位，一般人乞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太炎先生对于于右任的敬重，若右任先生求书，那就另出别论了。曾见过章太炎先生为茹欲立先生的昆仲茹欲可所篆写的墓志铭。于右任在送回此墓盖原迹时，在纸角右下方还题写了数行小字，大约为"卓亭兄：太炎先生近日忽忆起此事，逐写成此帧。民国十□年，于右�"。于右任先生与高又明先生同为乡里，又同参加辛亥革命，关系自不用说，此联是否为于右任先生替高先生所求，因无确切记载，当待以后进一步考证。
苍桑历尽，能保存下百年来先贤的墨迹本就不易，能保存下象章太炎先生这种地位，这种学问人的墨迹就更不易了。因此，无论从书法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等方面来讲，章太炎先生此联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上之品。望拥有者当永宝用之。
戊子春正月初三日子 长安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