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中期《三侠五义》流传开来后，被编出各种戏曲进行演绎，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包公戏。在包公戏里，有个重要的道具就是包公那三口铡刀。这是包公戏的符号，如京剧《花蝴蝶》(《盗御马》)一开场，包公上场自表:“铜锣开道人呐喊，谁人不知包青天。我身边随带着张龙、赵虎、王朝和马汉，三口铜铡神鬼寒。”
包公戏总是以“开铡”这一声怒吼而进入剧情高潮，于是很多戏曲直接将包公戏目总结为“大铡”。戏曲就有“四大铡”，即《铡包勉》、《铡美案》、《铡国舅》、《铡郭槐》四个经典剧目。
铡刀本是养马工具 其实，中国古代法律里从来没有以铡刀作为刑具。先秦到宋代，从来没有铡刀行刑的记载。秦汉时的死刑种类“腰斩”，是罪人裸体俯身趴在“案板”上，用斧子砍断罪人身躯。因此有“斧”连称代表死刑的说法。隋朝确定五刑制度，死刑仅有斩、绞两种。斩，是以刀斩首;绞，是以短棍收紧套在罪人颈脖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以后唐、宋两代都基本沿袭五刑制度，死刑种类仍然只有斩、绞，只是针对个别极其严重的犯罪，才特设“凌迟处死”。因此在包公所处的北宋，是没有铡刀刑具的。实际上，“铡”这个字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东汉的《说文解字》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在唐宋两代的文献中也是极难寻找。铡刀的记载大量出现，是在元朝。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冬季需要将储备的草料切碎来饲养牲畜。铡刀有固定的支点，能够将草料切割均匀，“铡”字右边部分“则”，按照《说文解字》，“等画(划)物也”，具有均分的字义。明代学者梅膺祚编纂的工具书《字汇》(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解释“铡”字，“铡草也”。可见铡刀是专门用来铡草的工具。
元杂剧中出现“势剑铜铡” 在元代杂剧里，如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包公请求审理疑案的全权，于是上级赵廉访答应，“与你势剑铜铡，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无名氏《叮叮当当盆儿鬼》，“俺则见狠公吏把荆杖挝，恶曹司将文卷押，两边厢摆列着势剑铜铡，中间里端坐个象简乌纱”。
尽管元杂剧里有这么多铜铡的情节，可是在元代法律里却并没有铜铡刑具，也没有腰斩死刑。很可能是因为元代权豪横行不法，使用铡刀私自用刑，以至于在社会上留下这样的印象，并被编入杂剧。
明朝成化年间(1471-1478)刊行的《说唱词话》，有六个包公故事，但没有一处提到铡刀。后来安遇时编纂的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将所有有关包公的传奇“一网打尽”，也并没有提到这个“势剑铜铡”。
《三侠五义》里出现包公的三口铜铡
到了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里，出现了包公的三口铜铡。在《三侠五义》第九回《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说是包公被宋仁宗封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宋仁宗“又赏了御札三道”。包公暗示师爷公孙策，以“札”字当“铡”字，设计出龙、虎、狗三口铜铡。包公第二天向宋仁宗展示，奏请“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行法”，宋仁宗居然“龙颜大喜，称羡包公“奇才巧思”。
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还仔细描写了铡刀行刑的细节:“……只见马汉早将他丢翻在地。四名衙役过来，与他口内衔了木嚼，剥去衣服，将芦席铺放，立刻卷起，用草绳束了三道。张龙、赵虎二人将他抬起，走至铡前，放入铡口，两头平均。此时马汉、王朝黑面向里，左手执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瞅座上。包公将袍袖一拂，虎项一扭，口说‘行刑’二字。王朝将彪躯一纵，两膀用力，只听咔喳一声，将恶贼登时腰斩，分为两头一边齐的两段。”
而《三侠五义》是很多近代戏曲故事的源头，三口铡刀也就越传越神，“深入人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