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普遍与统一中，变与不变是永恒的命题。比如和谐，因为有不和谐，才有了追求和谐的执着，也正是有这种执着，和谐才显得更有光彩。
和谐的变量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整体而言，最重要、最艰难的是中华文明从根性上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中国文明的根，扎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五四”前后鲜明的凸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现代文明在这二十多年的变化中太巨大了。在社会急骤的转型中，诸多问题都必须调整。其中，“三农问题”尤为突出。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最危险”——这是“三农问题”直白的概括。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大问号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一， 我们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是农民。从去年媒体中见到的数据看，有七亿农村人口只占有GDP的1.5%来维持生活。2001年，中国进入了小康，但每天只有二元钱来维持生活的农村人口还有1.7亿。红色警戒线出现了！这无疑是不和谐在经济上的表现。
第二，中国工业化指标与现代文明评价体系极不协调。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九亿农业人口的属地有着太多的教育盲目点和医疗盲点。就在前不久“凤凰”台“社会能见度”所言，时至今日，还有四十三万农村民办教师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农村教育的捉襟见肘。这与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的人口素质反差极大，这无疑是不和谐在文化上的反映。
造成这种状况，确有人为因素与客观原因，但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因为九亿农业人口的重负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背负的沉重。加之，我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为了效率，我们不得不先把有限的财力主要集中在城市，也正是这样，我们的GDP才有了连年的飞跃，我们的城市发展才有了日新月异，农业的滞后，农村与城市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
中国农村的贫穷，是丰裕社会的贫穷，我们现在可以很有底气的说这句话。我国的贫富悬殊，在120个国家的调查中，虽然排行第85位，但我们已经把均衡发展的思路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我们也有逐步解决均衡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为此，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十一五规划，国务院随后又颁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三农问题”更是一个广泛深入的话题。回顾2006年经济盘点，我们浏览社会各领域发展成就的同时，农业无疑是非常亮丽的一页，在党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和推动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戏连台，全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3397亿元。并终结了延续了2600多年来农村种田交税的历史。并继续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政策，继续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和产粮大县的转移支持。在我国农村，全面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今年，有80%的农村人口可参加合作医疗，三千多万人可享受低保。农村的道路、水利、电力、通信、安全用水、开发农村沼气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尽管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施行，但“三农”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关心它，并以深邃的目光、科学的、智慧的、处理千年文明在市场中的变化。
解决庞大农村人口对现代化的压抑，进而把这种压力化为动力，农民进城——成为社会和谐整合的必然。农民进城的大趋势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美、法、日、韩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的雄辩。据统计，从1991年至1996年，我国农民工进城的人数每年高达850万。后来，国家统计局又对跨省流动人口作了统计：一亿两仟万这个数字，已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位于珠三角黄金走廊上的宝安，它是深圳最典型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的辖区，它的外来人口达四百九十万……农民工进城以后怎么办？我以为这是这场大变革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
一、城市的责任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景观。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又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是一个国家文明的灵魂。
农民工进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农民工又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城市接纳进城的农民，理所当然的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城市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不仅仅要用法律和法规保障农民劳工的权益，还应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规划人文尺度。“以人为本”的含义应该是大众的，城市的服务应该具有平民性和共享性，城市应该倡导平等的、适合人性生长，人性互动、并与自然和谐的空间。
城市是巨大的文化空间。因此城市应该在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职业技能负起责任。深圳宝安在这方面的工作可圈可点。美好的人生一定有向往，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知识都是达到向往的力量。书，是几千年认识的垒积，对于农民工来说，它也是获得知识最便捷的方式。宝安的图书馆履盖率非常高。区里有、街道有、社区有、乡村有……仅一个观澜街道的图书馆，面积就有一千五百多平方，存书量达十万册。这些图书馆的书既可内阅，也可外借，基本上可以实现“足不出户览全书”。公园多、广场多这是宝安的又一特色，实现了“一社区一公园”、“一街道一广场”，这些都是农民工长年文化活动的舞台。从进城农民工的结构看，他们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是9.4年，虽然属农村精英，但对用人市场而言，还是普通劳动力多，技术工少，深圳把外来劳工的职业技术培训纳入了财政计划。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外来劳工的子女，有52万走进了优质学校。非常有意味的是，宝安的户籍人口中有相当的部分也是“洗脚上田”的农民。现在，这个曾经孕育了香港和深圳这两座现代化城市的母体，又以“双轨”的形式培育新兴的城市子民。对于外来农民工来说，他们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后的流向有两条：其中有一部分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会以金领、白领、和蓝领的身份成为深圳户籍人口。另一部分会返回农村，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农民的主体。
二、“中产阶级”的义务
中国在这场大变革中，一些私营企业家、个体户、国企领导人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探讨“原罪”以求得今后更多的公平，但没有法理要求重新分配已得的财产。作为爱国的“中产阶级”，他们却有义务帮助国家解决庞大农村人口对现代化的压抑。从经济发达的美国看，他们的实践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美国最初的中产阶级人数只有8%—10%，在中产阶级的带动下，他们在后工业化时代，中产阶级的人数以达到40%—50%，从而使得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而我国的中产阶级，有一些奸商不仅没有帮助农民建设好他们的家园，还与贪官勾结侵占耕地。“据统计，通过对农耕地20年的征用或重新核定，不法官员和地产商从农民手中窃取了4.5万亿的资金。大约有4000万农民成为无地者。”对于这些人再不严惩，会极大导致农村的隐患。
可喜的是，我国的中产阶级中，已经有由农民工的转化。33岁的李可平，是重庆巴南偏僻乡村的农家子弟。因为穷，初中毕业就南下深圳，他在城市虽然吃尽了苦头，但提高了文化、开阔了眼界，让他逐渐有了寻觅商机的能力。他在一家水产养殖厂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种韧性很强的水草，把这种韧性很强的水草绑在螃蟹身上，可以使螃蟹卖更好的价钱。这种水草在海边有很多，他不仅从割水草中获得了第一桶金，并成为种植水草专业户的百万富翁。在宝安松岗镇打工的阮诗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起步，现在已是拥有七家工厂的老板。我希望我们有良知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企业家把适当的眼光投向农村。这些年来，由于青壮劳力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单向非均衡的流动，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延伸，农村更需要科技扶贫，农村更需要有文化，有创新意识的创业者。从发展的眼光看，农村有着更多广阔的天地。
“农民工”是一个过渡的名称，它终将会被历史封存。中国这场大变革在现代文明的洗礼中，城乡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均衡和协调，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才会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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