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丰碑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
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
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2、夹金山的一天
舒启兴是一个15岁的砍柴工，在地主家备受折磨。这一年秋天，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夹金山南麓的宝兴县。
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舒启兴看他们给穷苦人饭吃，比在地主家呆着强，就偷偷跟着队伍走了。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舒启兴跟着队伍翻越了夹金山。他们是在种苞谷的季节翻雪山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爬山了，雪山很难翻，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天黑。
战友们用柏树皮和干竹子扎起火把，砍来竹竿、树枝做成拐杖，用藏民送来的干海椒做御寒食品，饿了只能吃上一口雪。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路越险，高原反应越大，人也越头晕，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这时候人已经走到了疲倦的极限，但是谁坐下来，谁就永远起不来。
雪山的天气就像孩子脸，变化无常。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突然间就能狂风暴雨，下起冰雹。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没经验，都把斗笠顶在头上，结果斗笠全被砸得破破烂烂的。
后来就用洗脸盆顶在头上，陶的、铜的，冰雹敲打在上面“叮叮当当”就像音乐。有时候大家没有来得及准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大家只好用手捂着脸走路，冰雹砸在手上，生疼生疼的。还有好些战士猝不及防，跌倒了，滑下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午后时分，队伍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累，也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山顶空气稀薄，大家没敢停留就继续往下走了。傍晚，舒启兴所跟随的连队终于翻过夹金山，抵达小金县。
下山后，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他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他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为了养伤，舒启兴被留了下来。带着连队发的30斤粮食，返回了家乡。
3、小小电报员
14岁的王玉清正在地主家干活，听见有人说红军来了。地主恶狠狠地告诉他：“‘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王玉清不信，就跑出去看，他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王玉清立即去报名参加红军，几天后，他成为了红军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王玉清非常聪明，加上他又虚心向老战士请教，到部队才一个星期，就很快学会了电台的使用方法，首长们都喜欢把电报交给他发。在行军的途中，贺龙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刻。
由于王玉清做事干练麻利，又聪明，贺龙很喜欢他，经常把很重要的电报交给他，还常常用手指弹王玉清的脑袋，表示夸赞。
在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龙还总是在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大家喜欢叫他贺老总，很远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还时不时地用亲切的口气问小战士们：“苦不苦?累不累?”
有一次，平时总是喜欢开玩笑的贺老总，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都拧成了疙瘩。原来，王玉清接到一个紧急电报，交给了贺老总，内容是说蒋某人调了重兵和飞机要围堵红军，这时候的红军刚刚抢占了渡口，可是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
贺老总看了以后非常焦急，部队可是他的生命啊。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用木排代替木船过江，简单又省时间，过了江，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王玉清说什么也不要，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
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你还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身体需要这些吃的，革命的路还很长，你一定要走出草地去!”后来他们走散了，王玉清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一段时间，连野菜都找不到了。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倒下去，王玉清也失去了走出草地的信心，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
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头晕目眩，浑身无力。突然，他发现水沟里有鱼，可是他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都为了抓小鱼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他把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他高兴极了，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他们就是靠着这个小鱼钩，边走边钓鱼，终于，走出了草地。
4、坐筐过绳桥会师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
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
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5、半碗青稞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
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艰难曲折。红军初期的医疗条件相当艰苦，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部队药品、器材严重匮乏，手术台就搭在深山老林的茅棚中，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刚刚俘虏过来的白军医生，以自制的手术刀、钳子甚至木匠用的锯子为伤员动手术。看到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无所畏惧，而却要忍受病痛无情的折磨，贺诚心如刀割。他担任军委总军医处长后，立即向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军自己的卫生材料厂、军医学校，毛泽东赞成。1932年11月20日，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校长。毛泽东确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开学典礼上，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中国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伴随革命的历程开始了红色的旅程。1932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严密封锁，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如把粉针剂改为片剂，更为部队所欢迎。红军前、后方的药品生产、购置和供应完全统一起来，使国民党实行的药品、医疗器械封锁遭到失败。长征前夕，总卫生部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尽管当时的药品种类还不多，质量还不高，但是解决了红军创建以来严重缺药的问题，意义非凡。贺诚和红军初期的第一台X光机所留下的动人故事，最有意思。这台德国制造的性能较好的X光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穷二白的红军来说，无异于价值连城的“国宝”。当时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尽了心机才搞到手，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后来同志们灵机一动，把它装进棺材，假装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这其中的惊险曲折完全可以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而这台机器在苏区也立下了卓著功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腑，就亏了它才找到弹片。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第三天，陈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跛地来告别，周恩来这才知道出发前由于伤员太多，医院顾不上给他开刀，子弹还卡在腿骨上呢！周恩来沉沉说了一句：“不能让你这样留下！”马上向红军总医院联系给陈毅开刀。而总医院报告说唯一的这台X光机已经打包，不可拆箱。周恩来立即找来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说明了情况，贺诚马上赶到总医院去开箱取机，二话没说亲自给陈毅动了手术，取出一颗子弹头，所以后来陈毅常说“双腿是周恩来给的”。长征一开始，贺诚就小心翼翼地呵护他这件宝贝，专门做了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箱子把它装起来，由两个民工抬着；附件则装在两个小箱子里，由一个民工挑着。后来民工找不到了，贺诚就命令管理它的两个小年轻去抬。夜晚行军走在路上，贺诚伺候它就像皇上一样，又怕摔了，又怕碰了，前面还要人打着火把。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那些兵工厂笨重的机器，造币厂、服装厂、印刷厂的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作为医生的贺诚深知这台X光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遵义会议后，红军总结教训决定整编机构，进一步轻装快进。贺诚对这台屡建奇勋的机器还是感情很深放不下。毛泽东知道了，只好把贺诚亲自找来耐心谈话。一见面他就笑着说：“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舍不得丢掉呀！”贺诚知道说的是那台X光机，很不情愿地说：“主席，我是舍不得丢掉，恐怕你也心疼吧！”“心疼是心疼，”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嗦嗦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扔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过得去吗？”贺诚到底还是想通了，第二天派人把这台称为“照病机”的宝贝藏到了一个贫苦农家。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日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第二个：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第三个：
红军长征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还要经常与空中侦察、轰炸的敌机进行斗争。尽管当时红军的防空武器极其简陋，但仍发扬以劣胜优、敢打敢拼的精神，积极地进行防空行动，并在长征途中英勇击落6架敌机。以自己独特的战术抵抗国民党军队。
第四个：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第五个: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
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