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贾谊（前200-前168）著作，是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着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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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从贾谊的《治安策》到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
成林
1958年4月27日，正值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读一读班固写的《贾谊传》，同时读一读贾谊写的《治安策》，还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两位看看。毛泽东的目的，在于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解放思想，敢作敢为，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进一步推动大跃进的浪潮。他给田家英的信中说：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
贾谊文章大半丢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时才只有33岁。
《治安策》是贾谊为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汉文帝想出的治国安民方略。
西汉王朝到汉文帝时，从汉高祖刘邦称帝始，已经过四十年的统一和治理，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也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来传到景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史称“文景之治”，可谓清平盛世。也是一般文人正是歌功颂德唯恐不及的时代。然而贾谊却具有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感和崇高的责任感，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太平年景背后潜伏的种种隐患与危机。
《治安策》并没有歌功颂德之辞，也不像某些现代八股文，一成绩二问题，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千篇一律，使人厌读。贾谊开宗明义，就来个劈头棒喝，令读者大吃一惊，不得不绷紧神经往下看。《治安策》一开始就是：“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提出九大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贾谊一再强调当政者应制订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这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一再提出在全国、全党、全民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都是把德育放在极其重要位置的集中体现。这与贾谊提出的“先礼后法”有相通之处、共同之点。能“以礼”遇其臣民，则“为人臣者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当然，“纲纪、法度”也很重要。我们现在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加强法制建设，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明、民主、法制的国家，可以说是安邦治国，千古一理。所以毛泽东很看中《治安策》，认为它切中当时事理，“很有借鉴作用，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教育太子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能使太子见恶行”。这样教育将使太子“失去免疫力”，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毛泽东一向主张，年青人要成长为革命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斗争实践中去，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们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贾谊主张的培育太子的办法，只能培育出温室的花朵，没有一点抵抗力，绝对不能经风雨，见世面。毛泽东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让他钟爱的长子岸英到工厂去做工，到农村去种地，上战场去锻炼。这是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政治目光所决定的。因此，他对贾谊因梁王坠马而痛不欲生表示惋惜，认为不值得：贾生才调世无论，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必哀伤付一生。
贾谊在另一篇著名政论文章《过秦论》中，揭示了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不知“攻守之势异也”。即在夺取天下、统一天下之后，没有及时地意识到攻守形势的转换，从而及时调整政策与策略。
毛泽东显然同意并赞赏贾谊的这一观点。他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就是因为唐人朱敬则能从《过秦论》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上书武则天，阐明秦亡是“不知变之祸也”。秦原以苛急酷烈为政策特征，在战争时期，为富国强行所必需。然而“刻北、“变诈”之术只适合进攻的形势需要，进入治理时期就应变为宽泰淳和。秦不知变，“浮虐滋甚，往而不返，率至土崩”。毛泽东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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