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常月是道教里“全真教”派的支派“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全真教在13世纪左右曾一度非常兴盛,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丘处机创立了龙门派,使这一派在元朝广泛流传。但是丘处机死后,道藏被毁,大批道家经典彻底失传,北方以这一派为代表的道教就开始衰落了。直到17世纪,王常月重新改革了这一派别,又使它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兴旺 。
在近二百年的顺康雍乾嘉朝没有一个崇道的皇帝,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道教赖以贵盛的上层路线被堵死,道教失去了挟君威以振仙道的起码条件。皇帝对诸如娄近垣和王常月也只是利用。即便是这样,皇 帝都公开宣称“此举非崇奉道教以祈福祥也”生怕粘上“崇道”的恶名,可见,在清初皇帝和一般社会政治家们的眼中“ 崇道”就意味着 “乱政”明皇帝的崇道失国的教训历历在目,这实际上宣告正统道教在政治上已经“死’了。正统道教高度“内敛”道教无力实现自我更新,道教的整体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
王常月(?~1680)为清初著名龙门派道士。王常月在顺治和康熙朝偶得皇帝好感,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讲座,激起了龙门派复兴教风的雄心,王常月更是以振教为己任,著 《龙门心法》又名《碧苑坛经》在传统的道教教义中,圣人、佛陀和神仙是比肩齐等的,神仙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和标志。但是,在清朝,道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每况愈下,其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威胁,更惶论发展了,针对这一情况,王常月竭力以道附会儒释,千方百计为道教争取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他的“心法”中,处处以儒释的观点为权威,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心法”丝毫不异于圣人教诲,完全同于佛门妙理。他说:“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儒门曰:先齐家,而后可以治国。齐家犹人道,治国犹仙道。家不能治,岂能治国乎?释氏曰:须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如依此行完,即人道全,而修仙不难矣。虽不能成圣成真成佛,也容易的了”。王常月这一 “三教合一”论,实际上是“三教混同”论,目的在于假儒释以方便道教之自强 。
他历数过去全真道之弊,说:“为何大道不行,教门哀薄?诸子,只因本教全真 '不能度己,只要度人',这八个字的大罪根,自坏全真教相的公案也。诸子,你阐教的,自己不能依教奉行,先要劝人依教奉行,谁肯信服呢?怎见得全真不能度已,诸子嗄,度众生者,度自己之众生也。”“先度己”成了王常月振兴龙门派的基本出发点。而所谓 “先度己”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要求道教徒以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三大戒”自律,顺应时势,精修心法,见圣贤仙佛之心,明圣贤仙佛之理,悟圣贤仙佛之法,行圣贤仙佛之事,成圣贤仙佛之身,远离旁门左道,以正玄风,振兴教门。王常月一再强调“心法”的重要性,处处流露他对“道化颓靡,黄冠失教”的切肤之痛,实际上,王常月是要求教徒放弃过去的“白日飞升”及“肉体成仙”神仙观,他将过去道教的各种仙术归为“小道”他说:
或以烹铅炼汞为出世的法,便行功朝屯暮蒙,退符进火,几曾见玉液七返,金液九还,拿住贼,放了贼也。或以存思观想,默朝上帝于三天。或以炼度济幽,超拔幽魂于九地。或以呼神召将,佩符箓以号真人。或以提气开关,运精气而称妙道。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或炼服食以望飞升。或效阴阳而行采取。或鼎器中橐龠呼吸,以神运真铅延生接命。或鼎炉内砂火抽添,以炼茅根,立功布施。或以身体哀残,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或以因缘浅薄,行难行之行而撒手于悬崖。种种昧却自性,为幻修行,俱是旁门 。
王常月的“心法”本质上是全真道“性命双修”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王常月走得太极端,他希望借助于佛教的 “戒律”而成就“心法”希望打破道教理论和道法的封闭性促进道教走向社会,通过自律提高道教的素质,他的新神仙观,是对全真道“性命双修”观的新阐释,蕴含着“修性”至上的倾向,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明朝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对正一道的发展影响一样,其结果,道教正一道和全真道都通过民间化走上了民俗化的不归路 。
清初娄近垣和王常月仍然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而求得道教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成功不过昙花一现。由于清初皇帝普遍不信道,在政治上对道教严加限制,使道教的任何创新都难以为继,所以,娄近垣和王常月的得宠具有偶然性和个体性特征,道教适应清王权的政治努力失败,清朝道教整体性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