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的西班牙战争原因
778 年到 814 年，法兰克王国先后在查理曼、阿基坦王路易的率领下屡次出征西班牙的故事被广为传唱，在某些细节上，虽然不同文本的书写略有偏差，但战争的基本脉络大体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作品对该战争动机的描写和性质的定位截然不同。距离查理曼生活时代较近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和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这两部作品，侧重于渲染法兰克王国雄厚的军事力量，并未将西班牙远征战描写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
在稍晚些时候，“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赋予了该战以宗教动机。特别是 11、12 世纪，在十字军东征的大背景下，记载查理曼远征西班牙的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其中尤以《罗兰之歌》和《伪杜平编年史》最为明显。这两部作品都把查理曼统治时期法兰克王国对西班牙的征服战争渲染成基督教征服伊斯兰教的圣战，并主观性地为之增添了一个圆满的胜利结局。
一、军事和宗教
768 年查理曼继位后继承了先辈们的扩张之举，通过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军事行动，于 9 世纪初建立起疆域辽阔的加洛林帝国。
在加洛林家族的世代努力下，之前四分五裂的法兰克王国实现了统一，其疆土堪比之前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兼用采邑制和宗教渗透等方式来维持这种统一的局面。
查理曼的祖父——查理•马特首创封建采邑制，即把征服的土地有偿分给贵族、兵士，接受土地者必须为领主作战服役，这样一来土地成为维系封君与封臣之间的纽带。
为了获得土地，查理曼几乎每年春季都会带着法兰克军队出征，而扩张战争一旦开始便不受控制。据粗略统计，查理曼一生发动了 50 余次的战争。
不停地征服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和土地资源，查理曼把一部分土地回馈给忠诚于他的武装贵族，另一部分用来充盈国库。渐渐地拥有土地的法兰克贵族和国王在政治、军事上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封建采邑制成为维持封建政权的一种制度。
查理曼不遗余力地四处征服是实行封建采邑制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动机是用土地来稳定君臣之间的关系，维持法兰克王国的统一和有效的统治。
他对西班牙的征服战争可以理解成既有战争惯性的推动，又有通过土地扩张以维系统治的意味。此时萨克森的战事已暂时停止，而前来结盟的穆斯林也给出了诱人承诺。查理曼抱着一举拿下科尔多瓦的决心，亲率大军远征西班牙
在 778 年查理曼远征西班牙失利后，该任务被交予阿基坦王路易。
为了在征服地区建立长久的统治，查理曼利用教会的力量，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精神同化。 法兰克军队征服到哪里，基督教紧跟着就传播到哪里。
在加洛林王朝，政权和教权之间保持着互利互惠的政治同盟关系，总的来说此时政权处于支配地位。
查理曼借助教会的支持派兵出征后，继而借助宗教的力量，在被征服地区设立修道院，派法兰克人担任主教或修道院长传播基督教以实现精神同化，进而增强加洛林王朝的向心力，给予封建采邑制以保证。
在查理曼征服西班牙的过程中，军事征服和宗教渗透成为两项相互交织的任务。在军事上，法兰克王国战胜了西班牙东北部的穆斯林统治者，使南部的疆界超越了原有的自然范畴；在宗教上，实现了对该地的基督教异端思想的同化，同时也实现了在法兰克王国统治下基督教臣民的整合。
二、利益大于神
8 世纪初穆斯林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后，割裂了西哥特王国“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的统一局面，穆斯林势力几乎渗透到了整个古老的西哥特王国。
到 8 世纪 20-30 年代，穆斯林进一步深入法兰克-高卢地区。在后倭马亚王朝和加洛林王朝作战的过程中，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军事盟友关系并不少见。
种跨宗教盟友关系的达成和后倭马亚王朝内部纷繁复杂的局面有很大的关系。从后倭马亚王朝首任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统治时期，到其孙哈克木统治时期，后倭马亚政权反叛势力一直存在。
这些反叛势力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靠山，即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为了壮大后倭马亚政权敌对者的力量，他们屡次向法兰克王国寻求军事援助。
797 年是加洛林王朝和后倭马亚政权敌对者合作最为密切的一年。 该年巴塞罗那总督萨顿和阿卜杜拉两股反叛势力先后来到亚琛王宫寻求查理曼的军事援助。
在查理曼去世后，面对实力大不如前的法兰克王国，穆斯林的态度随即发生转变。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穆斯林曾和巴斯克基督徒结成同盟，于 824 年和法兰克军队在龙塞斯瓦列斯山谷再次相遇。
在此战中潘普洛纳及其周围地区变成了独立的巴斯克王国，法兰克王国依布鲁斯伯爵被生擒押往科尔多瓦。
在加洛林帝国一分为三之后，秃头查理统治西法兰克王国时期，图卢兹公爵威廉的孙子甚至公然向阿卜杜•拉赫曼二世示好，挑战秃头查理的权威。
除了积极回应后倭马亚政权敌对者发出的结盟之请以外，查理曼还和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此时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处于极盛时期。
一方面，法兰克王国既可以借助阿拔斯王朝的力量减弱后倭马亚王朝对法兰克王国南部领土的威胁，同时又可以牵制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阿拔斯王朝可以借助法兰克王国离西班牙较近的地域优势来牵制西班牙的后倭马亚政权。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和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中均记载了查理曼和波斯国王互派使节、互送礼物的情景。《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对礼品的种类、质地等做了细致地描述。
在 801 年送来的礼物中除了有丝绸袍服、香料以及其它贵重的东方物产以外，还有一头大象。
807 年，哈伦•拉希德又一次派使节觐见查理曼，据记载此次送来了一顶帐篷，多幅色彩斑斓、做工精细、质地精良的帷幕，一台黄铜机械钟，两个铜烛台、还有香料、油膏和香脂。
综上所述，在 8-9 世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是边境政治的正常组成部分，这是君主为达到自身目的所采用的一项灵活的外交政策。
单从查理曼统治时期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关系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双方通常从世俗利益出发， 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选择军事伙伴或建立外交关系。
在战争的第二个阶段，面对基督教异端思想渗透的威胁，查理曼采用军事征服和宗教扩张并举的方法，既在西班牙东北部建立边区，又捍卫了此地基督教正统信仰。
故而，从此角度来看，查理曼时代发动的西班牙远征战既有世俗性又有宗教性，既扩展了领土，保证了加洛林政权内部的稳定，又维护了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