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2
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
忘记历史就等于造就未来的灾难。21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关于大屠杀，主流有两个观点：一种是德国出现了一群丧心病狂的变态疯子，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这样把灾难例外化，看作是一场意外的事故；另一种是“仇恨论”，认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而深重的仇恨。
无论是“变态论”还是“仇恨论”，都是把大屠杀解释为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就不必为此特别焦虑。
但是深究下去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一是德国出了如康德、贝多芬、歌德等这样各方面的巨人，日常也都是正常理智有爱心的人，不会一下子变得变态；二是德国和犹太人的仇恨真的有那么大吗？
齐格蒙·鲍曼认为如上两条都不成立，他用清晰地逻辑推理展示出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关联。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这就和我们常说的一样，法不责众，人人都不用负责，会最大化释放恶意。
其次，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
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 。
这就是理性和观念的力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解决理性带来的灾难呢？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鲍曼的启示：
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抵抗这种特性，最重要的是把人当人，抛弃所有的理性，回归到人的本质，对生命充满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