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羞于承认，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初读余文恍若发现了新大陆：浓郁的文化气息，或壮丽、或隽永、或苍凉、或迤逦的景观，各路秦汉雄魄，唐宋风范，明清居士，让我能够“站在一个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的角度，俯瞰，仰视中国文化，或高屋建瓴，或精雕细刻地谈论中国文化”。初出茅庐的我旋即被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打动，被他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识、旁征博引所折服，被他奢华的文字，巨大的闻所未闻的词汇量，汪洋肆意的想象力，或豪迈或柔情或悲凉的笔调以及他所征服，抑或是蛊惑。
后年岁渐长，对余文也有了更理性的认识。相较于文化散文，余文更接近于媚俗文学。“媚俗”这个字眼用于评价散文或许有些刻薄，但不乏其道理。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公安在一位小姐的手袋中发现了三件东西，口红、安全套和《文化苦旅》。当然，每个人都有阅读的自由，性工作者也不例外。但余文被冠上“文化口红”，“文化安全套”也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文化散文”其实质更接近一种速食文化，功用文学。其速食程度之深，功用之大足以让一名性工作者在上班时依然带着它。
其实“文化苦旅”最开始是上海《收获》杂志上的一个栏目，在受到读者好评，又经过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集结出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身处在一个“精英不再引领大众，反而是大众支配‘精英’”的时代，余文更像是一种充分熟练掌握了大众口味的快餐，或者说是能够犀利地洞悉、追踪大众趣味和市场走向的猎狗。对余而言，媚俗不再是一个刺耳的贬义词，反而是一种文化营销策略，可以从大众口袋中赚个盆满钵溢，赢个德艺双馨的好名声。
除此之外《文化苦旅 》的媚俗之处还体现在何处?答曰：过度的煽情。可以说余是一个合格的文匠，但绝不是一个思想者。过度的渲染夸张让余文的思想性支离破碎，而生搬硬套的博闻强识让余文丧失了基本的逻辑性。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都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有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腾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余秋雨在自序里如此写道。 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文弱多情的余秋雨，在断垣残墙或莽莽苍苍的人文山水前，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 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行状：我就这样边走边想，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出去…… 我想，古人读书时所崇尚的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境界，也定然会使他心旌神摇、羡慕不已。 他从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冢。 他写下了《道士塔》、《莫高窟》、《五城记》、《夜航船》、《酒公墓》、《家住龙华》、《华语情结》、《这里真安静》。 至此，《文化苦旅》真正诞生了。 《文化苦旅》无疑是极为成功的。 它有着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有着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有着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 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 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 余秋雨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 当他厌倦了枯燥的学术生活，便想着离开案头，换一身远行的装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那样是为了轻松，为了猎奇，为了开阔眼界，而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 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对话。 余秋雨的远行不愿意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市面上充斥的旅游观感的文章，他觉得，那种扬旗排队的队伍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 由此，便决定了他这次的文化旅行活动成了一种“苦旅”。 当他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访“人文山水”，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少苦涩的感想，故谓之“文化苦旅”。 然而，书名所隐含的深层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 观照人体生命，余秋雨这一旅程，是他本人对于人类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问题，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历程，这历程相当辛苦，故谓之“文化苦旅”。 再观照中国文化的生命，这是辛苦的旅程，不再是作者的旅程，而是中国文化的旅程，我们中国文化，在时间的长途中，已跋涉了上千年的路，其间所见证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而数千年所累积下来的包袱，变得如此沉重难荷，今后还走得下去吗？…… 故又谓之“文化苦旅”。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的沧桑感更能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便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与回忆，其实中华文化并不像当时哄传的那样顽固和腐朽。它确实步履艰难，却来自于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之间的深刻冲突。 历史意示要求强蛮、突进、超越，文化伦理则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的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生死冤家，“苦旅”之苦，即来自于此。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形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写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悲剧的味道。 当这种感伤、悲剧的气息，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散发时，便让我感觉有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阅读效果。 我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地踱着，我也与这位哲人一起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尽管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他厌倦了戏剧研究之后的产物，然而，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事实是，他在《文化苦旅》中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散文中制造出惊险曲折、绚丽多变的剧场效果。 “我不是天才，因此，我的灵感并不呈现为波澜壮阔的状态，而只是片断闪光。” 余秋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是天才，他缺乏如郭沫苦那样汪洋恣肆的才情，他也不十分深刻，缺乏如鲁迅那样入木三分的眼光，但他那片断闪光的灵感，通过生命潜藏的唤醒，倒不愧为一种创作散文极佳的境界。 我读《文化苦旅》，是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然而脑海里闪现出的却是不同画面的剪辑，好像自己置身于一个个时空交错的舞台之中。
试想一下，如果余秋雨没有在戏剧方面的长期积累和薰陶，便不可能有《文化苦旅》中如此的写法，他也就不可能于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说古道今，娓娓而谈，兴趣盎然。 余秋雨放弃了戏剧，然而他不曾料到，戏剧却不自觉地成就了他的文学。
就文笔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篇的美文，是一篇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
在《五城记》中他如此描写广州：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锚出发。” 对于远处南疆的广州市来说，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真是既准确又极富想象力。
如果没有阔大的胸襟，如果没有游历过祖国的大山大川、名城重镇，如何能写得出这样的奇句。 而在《西湖梦》中，作者则是如此点染苏小小的心灵世界：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无需寻寻觅觅，在《文化苦旅》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类精雕细琢的文字，既有特定的历史氛围作为烘托，又有类似小说情节的剧场效果作为主干，因而，其中配以雍容、典雅而又抒情的文字的描写，并不会让读者有过于雕琢之感，反而会让文章增添一些诗意，增强一份艺术的魅力。
悠远的历史便如一条缆索，余秋雨便是这样依稀走来，又于秋风秋雨中渐行渐远，虽征程漫漫，寒窗数载，却终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