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4-20
并不是不能，而是在当时来说并没有真正形成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掌权者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军阀，而各军阀又充当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言人角色，民族资产阶级从未站在过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且民族资产阶级偏向于改良民主运动，而不愿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变中国，而在面对战争的时候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第2个回答 2014-04-20
论民族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失败 中国无产阶级先于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但早期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富有反抗精神和斗争意识，却没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真正的救亡图存，改变国家面貌的道路，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驱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和其本身所带的阶级局限性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当时的列强不容许中国民族工业的强大，作为中国近现代化里程碑的洋务派，也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极力排挤民族资本。举例来说，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时候规定，本国商人十年之内只准“附股搭办”，不准设立同类工厂。此时的民族资本家多是由官僚，地主，买办和大商人转化而来，而分化出来的一些要求改变现状的爱国知识分子虽然有明显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没有实业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工业一般规模较小，几乎全部采用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所以早期的的民族资本主义实业都带有很浓重的封建和官僚气息。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甘于受到封建势力和外国列强的压迫，但也不得不依靠其生存发展，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实业举步维艰，无力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民族资产实业和思想的分离，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活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终于有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要求改良政治，变法图强的派别——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要求变法图强，希望由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革新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并得到了一部分开明官僚和资产实业阶层的支持。其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但是由于对封建势力的估计错误和资产阶级的判断失误，使得一系列的变法运动最终都已失败告终，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陷入一个“冬眠”时期。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民族实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而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和有学之士也带来和推广了资本主义思想，随之形成资产阶级“变法派”和“革命派”。在“变法派”失败的同时，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派取得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这一时期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清政府倒台以后，又进入了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军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天真的把革命胜利果实拱手送给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军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最终没能完成建国方案，宣告失败。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产生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最终因为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中国最中坚的人民的力量，而选择并依靠了代表旧势力的军阀为合作伙伴，使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在再次陷入苦战之中。 在“北伐”战争胜利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再次犯了不分敌我的错误。在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后，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大地主利益的蒋介石逐渐掌握政权，成为中国又一个独裁统治者，中国进入了由地主，买办，官僚资本统治的时代。三民主义被完全的抛弃，资产阶级的建国梦想越加遥远。在这一时期，强大的反动势力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的打压，中国的民族资本几近陷于崩溃。民族资产阶级积蓄的力量几乎消耗殆尽，不得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并开始自发的寻找新的合作者新——中国无产阶级。 而一直处于发展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新文化运动”后逐渐觉醒，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渐渐取得主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又取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领导下，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第3个回答 2014-04-20
答案：希望我的回答对楼主有所帮助 翻看孙中山先生生平，可以发现，他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接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其兄又是檀香山的华裔资本家，曾资助他学医；其变法主张被否后，他转而走上革命道路。从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理论来看，反映的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他后来的实践也是按照这一要求去做的。所以说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是恰当的。至于有网友提供的参考资料中提到，孙先生倾向“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主张“节制资本”等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对他的影响，反映了孙先生思想的开放和兼收并蓄；尤其“节制资本”一说，更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才补充进三民主义思想的。从其整个革命生涯来看，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主体，不应成为否定其资产阶级属性的证据。
第4个回答 2014-04-20
要想改变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是非常难的。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往的体制内的变革往往都是旧势力取得胜利，变革势力被打压下去，这样一拖延，往往就是几十年或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依旧，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所有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同归于尽，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任何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整体缺乏妥协精神，得势不饶人，但最后都不得其善终。慈禧不仅害了大清国，害了“龙子龙孙”，更害了中国百年，最后连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她妄图死后继续生活的天堂，也没有避免被强盗盗掘和扬尸的结果。 中国的政治文明进展缓慢而且艰辛，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整体民智未能开发和开放。我们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沉重包袱，自大、自恋，闭国自守，可当国门被打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就傻了眼，但还不服气，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还有四书五经，还有用神秘主义包装起来的那些体操格斗之类的东西，吓唬吓唬洋人，也欺骗欺骗自己。 专制的实质是强加于人，即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实在专制的社会里专制的思想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只是改变个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码是大多数人，改造一个社会。那种认为改变或更换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办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确地说，葬送戊戌变法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中国社会。 但是在一百年来，上台掌权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解放人的思想。看到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为什么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步履蹒跚和举步维艰。民主成为了一个百年话题。 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只知道秦皇、汉武、康熙大帝，以及他们的那些宫廷权斗的秘闻，还有什么东方不败、梅花宝典之类的东西了，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国家，做一个有权利的公民。想要发财的就去当官或组织黑社会，受到委屈和无处伸冤的，就铤而走险，捅刀子。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民智的基础上谈民主，谈选举，可能确实是有点不着边际。但这怪谁呢？怪百姓自己愚昧吗？谁曾为他们的不愚昧开放过绿灯呢？ 现在倒好了，这反而成为了一些人认定中国不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搞民主的借口。从世界实践确实也可以看到，民众的民主素养达到什么水平，民主就达到什么水平。初始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起先都不免会呈现一些乱相，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走向正规和成熟的民主，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不接受这个挑战的民族今后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更大。 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主义不如社主义。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 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有的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