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
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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