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曹魏政权的第四位皇帝曹髦，因为不甘司马昭专权，率人出宫讨伐，却被司马昭的部将成济杀死。那么，成济为啥敢杀害皇帝？其后他为什么会被司马昭灭族？
成济的想法很简单：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他指望用杀皇帝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作为自己的投名状，为自己、为家族在未来谋取更高的富贵。
富贵险中求，这个思路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前提是你得搞清楚基本的潜规则：皇帝，是不能公开杀的。1500多年后的欧洲，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一事，尚且耸人听闻，何况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
当初嬴政创造“皇帝”这个职业，源于他认为自己已经“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只有皇、帝这两个字眼并用，才能体现出这一职位至高无上的价值、尊贵无比的身份。
但事实证明，虽然有“君权神授”这一理论撑腰，但说到底，实力，才是保证头衔价值的最有力武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始皇之后的皇帝，被下属废除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被杀也是常见操作。
但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中，刑不上士大夫，对待帝王，既不能施加凶器，更不可以大张旗鼓。所以那时除掉皇帝，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逼迫自杀，比如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胡亥；或者悄悄地毒死，比如被跋扈将军梁冀毒杀汉质帝。这些方式，既显得“文明”，又能营造一种莫名其妙暴毙的借口，给心照不宣的各方提供个体面的台阶。
回到成济所处的时代背景这里来。三国虽是著名的乱世，但在对待过气皇帝方面，仍遵循着行业的潜规则。当初以“残暴”著称的董卓，处理自己废掉的少帝刘辩，采取的是进献毒酒、逼迫自尽这样的办法。曹氏父子对待汉献帝、司马氏对待蜀汉皇帝刘禅，都沿用了废除--养起来这种相对温和的模式。
而到后来，经过高平陵事变后，司马师废除了曹芳，改立曹髦为帝；而曹芳，又活了20年、直到西晋成立6年后才病死；不过正是这个曹髦，接下来让司马氏犯了难。
司马家族立曹髦为帝，当然不是为了匡扶曹魏王朝，而是要像当初曹操对待汉献帝那样，挟天子以培养稳固自己的势力；待时机足够成熟后，走完一些面子上的程序后，逼迫曹髦漂漂亮亮的“禅让”，大家心一团和气、各得其所，岂不妙哉。
不过曹髦好像拿错了剧本，也许是不太清楚当初自己家是怎么夺取汉室天下的，反正他即位后，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了。八成是因为聪明好学、才慧早成，他急切地试图扶植自己的亲信、培养自己的势力，竟然获得了“文才武略”、极像曹丕这样的评价。
公元255年，司马师在平叛的过程中急火攻心，动过手术的眼球被气爆，随后一命呜呼，曹髦曾试图通过宫廷政变夺回权力，但却被司马昭轻易识破。
对于曹髦这种“负隅顽抗”的不识时务举动，司马昭当然不会惯着，他抓紧弱化曹氏仅存的影响力、抽丝剥茧般削减曹髦的权力。
对此，年轻的曹髦愤愤不平，咽不下心里的恶气。公元260年，他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废黜，今日就豁出去了，亲自带着你们去讨伐他！”
这仨人才不是傻子，他们劝阻无效后，王沈、王业第一时间跑去向司马昭告密，王经则直接拒绝了曹髦。于是，曹髦就自己亲自带着武器、坐上战车，率领身边的卫士、奴仆们鼓噪着杀出宫来。
皇宫内外，虽然基本上全是司马昭的人，但大家对这一场面还是比较尴尬的：再怎么说，人家也是皇帝，自古以来哪有说皇帝造反的？所以他们劝也不是、打也不行；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镇守东止车门，见到这一情形赶紧开溜。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司马氏当然拥有一批死忠。中护军贾充就心急火燎的带着兵马从宫外赶来，跟曹髦的手下交上了手。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曹髦竟然亲自挥剑冲杀，贾充的部众们一时间手足无措，只好往后退缩，谁也不敢背上伤害皇帝的罪名。
眼看着自己一方要落败，领头的贾充还没吱声，手下的太子舍人（太子的秘书）成济却操起了心，他问贾充：“局面紧急，如何是好？”
贾充心里暗喜：“我去，竟然还有这种主动当出头鸟的傻蛋！”他义正辞严地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为今之事，还有啥可问的！”
贾充这句话其实很鸡贼：“今日之事，无所问也”，你们替司马公解决问题就行了。但具体怎么办？自己领会。
成济的理解是这样：他抽出长矛，上前一下捅死了曹髦。曹髦卒，时年20，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个被当众用武器杀死的在任皇帝。
当时的逻辑关系其实是这样：曹髦不按常理出牌，司马昭很闹心，但他自己不能直接出面，于是派了头号亲信贾充出面摆平；贾充，就是司马昭的第一级代理人；
贾充没想到曹髦会亲自砍杀，一时间犯了难，毕竟自己不可能亲自对付这位皇帝，此时的他，也迫切需要一位代理人；如果此时没人主动吱声，贾充也许会让手下想办法控制曹髦、杀掉其他人，也许会逼迫一个亲信动手对付曹髦，但绝不会下令直接对其动武；
而成济，首先主动当了个出头鸟，其后既没有考虑逼更低级的马仔动手，也没想办法控制曹髦。而是采取了最为简单粗暴、后果最为严重的方式。
成济能当太子舍人，智商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一举动只有一个解释：他太渴望出人头地、太急切着成为司马氏的头号功臣了，以至于敢于拿皇帝的性命当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