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挑选将领，以儒生为主，行伍出身则少有考虑
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1852年6月，太平军杀进湖南。一年多时间里，清军八旗、绿营可谓是一溃千里，逢战必败，一败必跑。为何呢？所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曾国藩看来，都是朝廷将领畏敌惹的祸，余万清、秦定三、张敬修，这些总兵级别武将，连接仗之勇气都没有。所以，办理湘军，首先要做的就是选将领。那么，该如何选将领呢？很简单，不要行伍出身，一律要知识分子，也就是儒生。曾国藩看来，儒生好处很多，他们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烈，甘愿上阵杀敌；再则，儒生耻于言利，不会公开抢夺功劳，有助于内部团结。此外，儒生比较讲义气，很少临阵逃跑，免得被他人嘲讽。
《曾国藩全集》载：“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曾国藩全集》载：“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可知，曾国藩选择将领的硬件要求是：受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是具有儒学道德修养之人。当然，将领全部是儒生，也不一定能实现得了，塔齐布、杨载福就是行伍出身，但湘军绝大多数将领是儒生，则是毫无疑问的。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王珍、江忠源、周凤山、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等等，不都是儒生吗？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曾做过统计，湘军可考将领179名，儒生出身为104人，占总数百分之六十左右。核心幕府机要人物15名，则清一色的儒生，大名鼎鼎的赵烈文便是其一。正因为湘军将领中儒生比例高，后人干脆说湘军就是一支“书生带山农”之武装力量。
02.曾国藩以身作则，以儒家思想驾驭将领，增强内部凝聚力
不得不说，中兴名臣曾国藩确实是有两把刷子，他深知仅仅选拔儒生是不行，关键是自己要以身作则，继续用儒家“忠孝信悌”去感化他们，真诚对待将领，让其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从而增强内部凝聚力。宋朝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便成为国策，科举出身步入仕途，万人敬仰；行伍出身，就是所谓的大老粗，为士林所不齿。曾国藩选择儒生为将，自然不会是高级儒生，而是处在底层继续奋战科场且难以出头之人。此等儒生，八股文肯定不行，但多数都是“经世派”分子，与主流儒生不是一类人。如此，他们平日里少不了受欺负，被同行所鄙视。曾国藩善于洞察人物心理，找准这些儒生之命门，对症下药。
《曾国藩全集》载：“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驭将之道，最贵推诚， 不贵权术。”强调以诚待人，以诚待将。
《曾国藩全集》载：“敬者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者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敬以持躬，恕以待人。”强调“敬”此种儒家思想中所要求实现的自我完善之人格修养。
针对所选拔儒生之客观实际，曾国藩将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诚”、“敬”等观点用于驾驭将领，不失为一招妙棋。诚、敬之外，曾国藩还强调“爱”，如父子兄弟之间关爱对方，让其感受家庭般之温暖。如其所言：“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切不可使之因扰 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可以说，儒家思想之精华被曾国藩使用于驾驭麾下将领，而将领在此种思想之教化下，也甘愿为曾国藩效力，拼杀疆场，冲锋陷阵，这是传统行伍出身者所不具备的。
03.对湘军士兵灌输儒家伦理，实行家长式教育，控制全军
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支能杀敌立功的军队，一支能保家卫国之军队，除了有超级名将指挥，还得有士气高昂、悍不畏死、绝对服从指挥的兵勇奋战疆场。曾国藩熟读历代经典书籍，了解历代名将成功之道，尤其是对明中期戚继光之军事事迹颇有研究。要知道，曾国藩组建湘军，就是效仿戚继光之经验，戚继光是他的绝对老师，是他的启蒙者。戚继光是名将没错，是超级名将也没错，可他带领明朝正规军也就是“卫所兵”作战时，不但未能取胜，还差点丢了性命，因为士兵不得力也就罢，还中途抛弃主帅，自己逃亡了。所以，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向其灌输“忠勇”、“仁义”等儒家观念，使其学会敬畏长官、爱护人民，并洁身自好，从而强化部队纪律，增强士兵战斗力。
《曾国藩全集》载：“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有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可知，对士兵进行儒家思想教育，是曾国藩编练湘军时之重要工作，是他重点要抓之领域。
曾国藩将“忠勇”、“信义”等儒家伦理灌输给士兵，所收到之预期效果是显而易见的。1854年4月，湘军水陆两师仅仅一万余人，却一路从湖南湘潭杀到江西九江，岳州、武昌、田家镇等太平天军要塞悉数被攻破，长江中游一带之水面全部被湘军控制。如此之战绩，八旗、绿营是想都不敢想。当九江、湖口两次决战惨败时，湘军虽然损失严重，却依然阵型不乱，更没直接抛弃主帅，自个儿灰溜溜逃跑。就此而言，曾国藩用儒家“忠勇”、“信义”等伦理纲常对湘军搞思想教育，的确很高明，是绝对的妙招。
04.以儒家思想做战斗武器，师出有名，抢占道德制高
儒家重要经典《礼记》道：“师出必有名”，说的是战争或者讨伐对手必须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否则就是“兴不义之师，必败焉”。所以，古代中国在出兵之前，必须先找出理由，也就是搞政治宣传。太平天国进军途中，发布了由冯云山撰写，署名杨秀清、萧朝贵的《奉天讨胡妖檄布四方谕》，大肆挞伐满清王朝之罪恶统治，号召天下英杰起来推翻之，“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与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预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对此，熟悉儒家经典的曾国藩，自然也会借助其之力，反驳此檄文，以师出有名。
《讨粤匪檄》道：“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讨粤匪檄》道：“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从曾国藩发布的《讨粤匪檄》之内容可知，他避开了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这现实存在的社会大问题，而大谈特谈所谓的“文化冲突”。曾国藩将本人及其麾下湘军说成是为了维护中华“道统”而战斗正义之师。至于太平天国有无彻底毁灭传统，目前尚有争议，毕竟杨秀清就反对洪秀全这么干，还曾玩“天父下凡”迫使洪屈服，暂时不要毁灭经典。但是，曾国藩这么说了，自然就会赢得官僚士大夫、士绅阶层、知识分子之拥戴，也让咸丰皇帝放心，从而有利于湘军日后之发展壮大。就此而言，曾国藩借助儒家思想，发布《讨粤匪檄》也是一招妙棋，有利于壮大湘军，占据道德制高点，消灭太平天国。
从上述可知，儒家经世派代表曾国藩在建设湘军时，非常重视将儒家伦理纲常观念运用于建军之中。从选将、驭将、练兵、作战，到出师发布之檄文，无不是将其与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如此一来，将领听从指挥，士兵悍不畏死，还师出有名，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湘军战胜太平军之一门武器。1864年7月，湘军“吉字营”攻破天京，灭亡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