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迁都襄邓之议
唐昭宗乾宁初，襄州籍国子监博士朱朴“上书言当世事，议迁都”，提出放弃长安为国都，建言迁都襄、邓一带：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借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闱井肆，所在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风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可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
尽管朱朴并非重臣名士，其献言也并没有得到采纳，但仔细分析朱朴的迁都上言，应该说还是颇有远见卓识的。首先朱朴认为经过隋、唐三百年历史沧桑演变，关中政治、经济资源已经消耗殆尽，江南、河北地区自然、人文地理条件也各有缺陷，不宜为都。只有汉水中游的襄、邓(今湖北襄樊市、河南邓州市)乃中原之地，去关陕不远，人心纯朴，且无夷狄侵扰之虞，乃理想的定都之地。南宋郑樵对朱朴的迁都之见十分赞赏，在其《通志·都邑序》中几乎全文转录朱朴奏疏，认为迁都襄、邓之说有其可取之处：“咸阳郏鄏，我陵我阿，汤汤秦淮，一苇可至，而臣邻未闻以定鼎之谋启陈者，毋亦以残都废邑，土脉绝水，泉卤不足复兴，而夷门之痛，况未定也。呜呼，江沱不足宴安也，毋已则采唐人之议，取南阳为中原新宅，且以蘩人望云”。并对其建言未得采纳深为遗憾：“疏奏，在廷无有是其说者，岂以其人无足取，故并废其言与。然其论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如果我们联系北宋定都汴京(开封)后所暴露出的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及其北宋灭亡、南宋初建时此起彼伏的迁都荆襄之议，就不能不膺服朱朴的迁都意识确有超前之见。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朱朴迁都之议与朱温的拆毁长安城、强挟昭宗东迁汴梁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都以不同方式宣告了唐朝关中国都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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