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
有位当年和他一起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回忆录，对史铁生的腿为什么瘫痪写得很详细。对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如果史铁生在发病时能得到救治，起码及时退烧，或许不一定使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可惜当地的医疗状况不能满足这种急迫需要——既无“120”系统，也无基本的急救设施。
如果史铁生有特殊的背景，也能及时获得救助。例如我们县曾经历两次特殊的空中“120”行动。一次是几名高干子弟被严重烧伤后，其同伴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空军的直升机马上将伤员接回北京;第二次是一名知青“模范”人物不慎摔断腿，北京市派直升机降临黄土高原。但史铁生当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
于是治病就这样被耽误了。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 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