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爱国故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雄黄酒: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过, 关於这项艾习俗的起源, 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插菖蒲, 艾草
唐朝僖宗年间, 黄巢领兵造反, 所到之处, 杀人百万,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 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 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 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 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马问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 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 我们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 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 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 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 深受感动, 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 将信将疑, 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 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 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 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 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 此后每到端午节, 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 艾草, 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雄黄酒: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过, 关於这项艾习俗的起源, 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插菖蒲, 艾草
唐朝僖宗年间, 黄巢领兵造反, 所到之处, 杀人百万,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 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 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 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 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马问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 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 我们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 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 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 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 深受感动, 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 将信将疑, 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 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 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 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 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 此后每到端午节, 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 艾草, 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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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3-05-07
1. 鲁迅：鲁迅一位文学家、思想家、爱国者，他凭借自己的优秀作品将中国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他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无不展现出他的爱国情怀和担忧。他在文章中，批判拆毁旧文化，倡导发扬民族自信，提倡新文化运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 罗曼·罗兰：法国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因《紫罗兰永恒花园》一书成名，但他同样也是一位深爱中国的爱国者。他对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化深入了解，曾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法国读者。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始终认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我也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哲学。”3. 徐悲鸿：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坛上的巨匠，他将传统中国绘画的技巧与西方绘画技法结合起来，开创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他将自己的画作捐献给国家，用于筹集抗日资金。4. 胡适：胡适是中国著名的学者、文化名人、爱国者。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倡导开放思想，支持现代文化和科技的引进，主张文化民主和平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中。5. 董必武：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倡导抗日救亡运动，一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终身。他曾在美国任职，并在那里积极宣传中国文化和革命思想。他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页页中。
第2个回答 2019-10-04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第3个回答 2019-10-04
写了文章和文稿或著作有相应的酬劳，发表和出版了作品给予稿费或版税，统称为稿酬或稿费，似乎是近代的事。其实早在明清时代，我国已出现稿费，那时称之为“润笔”，此名倒也雅俗共赏。
因而历代知识分子(或称“文人”、“作家”)写文章发表，或著书立说，按内容，按字数，按文章长短，都会得到相应的稿酬。写作者得到稿费，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属于劳动所得，合情合理，也可说是合法的劳动收入，一般人都能认同和理解。
新中国建立，把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等等)，不管老区国统区的，只要原先是专业文艺人员，国家采取全部吸收包下来的政策，同时还规定作家、艺术家等创作发表或出版作品，除工薪外，还发给稿费(如今著作权还规定版税制度)。
当时全国作家中，只有巴金虽然在文联、作协等担任各种职务，却始终未领取国家一分钱工薪。他作为国家公务员，文学艺术界领导人，五十五年来全部靠自己的作品(著作)稿酬维持生活。他的一生不仅以稿酬养活全家人，而且还不断把稿费捐献出来兴办爱国公益事业，如当年捐献飞机大炮，后来捐献给残疾人事业，捐献办希望小学……尤其是为倡议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一次又一次捐出稿费，到后来干脆通知各出版社，把他的版税稿酬直接汇往中国现代文学馆账号。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破资产阶级法权”，由“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一伙向毛泽东请示：“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
在这“文革”十年中，全国千百个作家，只特许所谓的农民作家浩然，可署名出版《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长篇小说和特写，当年只有浩然的小说可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等陈列在新华书店。
说起毛泽东就想起他的稿酬，大家会问毛泽东该有多少稿酬？毛泽东的稿酬一直是个谜，是个鲜为人知的谜。据汪东兴说，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年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时过多年，毛的稿费是怎样计算的，毛生前对其稿费安排是否有立遗嘱等等一连串问题已不成为秘密了吧？
其实，毛泽东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为主，加上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直到二○○四年第九期《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两本刊物上才分别载文有了披露。
这是从二○○三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说了半天，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至今究竟有多少？截至二○○一年五月底毛泽东稿酬已达一亿三千一百二十一万元人民币。
据述，一九六七年十月(请注意这是“文革”初期——笔者注)，毛泽东曾自己查过稿酬情况，当时有五百七十多万元。毛在“五百”二字上画了个圈，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毛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未交党费！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人帮”垮台，毛泽东已逝世——笔者注)，汪东兴在清查毛私人财产时发现，毛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七千五百八十二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另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从这些数字账目来看，毛泽东的稿酬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因为那时《毛泽东选集》等毛著作印行最多，发得最广，到后期全国十亿人口，差不多人人一套《毛泽东选集》……若要问毛泽东生前有否提取过稿酬？怎么用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曾从稿酬中提取二十二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十万元(注：一九二○年四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二万块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此次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一九六六年初，又提取了十万元给程思远。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二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取三十八万元人民币和二万美元给了江青。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四万元(其中有一点五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关于对毛泽东稿酬遗产处理，中央曾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能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遗产，要提取五千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都遭到拒绝。李敏、李纳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后来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拨下二百万元人民币，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如上所述，毛泽东著作的稿酬主要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和著作单行本及《语录》本，全国各大印刷厂大量印制，送发给每个“革命群众”，按照当时“破四旧”规定，一律不发稿酬。
可是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领袖，稿酬是劳动所得，当然按最高标准发给。所以出现了一亿三千多万元的毛泽东稿酬，况且，毛泽东著作中，有些文章不是毛写的，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生前多次说过是他起草写作的。还有不少文稿是胡乔木、田家英等起草写作的，是“全党集体智能的结晶”。
近年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理应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是纳税人”的要求，向国家纳税。对此，国务院的答复有三点批示：第一，作为特殊性质，特殊状况处理毛泽东稿酬、版权费，以不纳税为准；第二，还是作为党的资产的特殊性处理；第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稿酬随着《毛泽东选集》的不断新版，词诗的再版，外文版权费等还会不断增长，应有个管理处置的办法，把毛泽东的稿酬管好用好。这才可能符合毛泽东的遗愿。
因而历代知识分子(或称“文人”、“作家”)写文章发表，或著书立说，按内容，按字数，按文章长短，都会得到相应的稿酬。写作者得到稿费，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属于劳动所得，合情合理，也可说是合法的劳动收入，一般人都能认同和理解。
新中国建立，把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等等)，不管老区国统区的，只要原先是专业文艺人员，国家采取全部吸收包下来的政策，同时还规定作家、艺术家等创作发表或出版作品，除工薪外，还发给稿费(如今著作权还规定版税制度)。
当时全国作家中，只有巴金虽然在文联、作协等担任各种职务，却始终未领取国家一分钱工薪。他作为国家公务员，文学艺术界领导人，五十五年来全部靠自己的作品(著作)稿酬维持生活。他的一生不仅以稿酬养活全家人，而且还不断把稿费捐献出来兴办爱国公益事业，如当年捐献飞机大炮，后来捐献给残疾人事业，捐献办希望小学……尤其是为倡议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一次又一次捐出稿费，到后来干脆通知各出版社，把他的版税稿酬直接汇往中国现代文学馆账号。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破资产阶级法权”，由“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一伙向毛泽东请示：“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
在这“文革”十年中，全国千百个作家，只特许所谓的农民作家浩然，可署名出版《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长篇小说和特写，当年只有浩然的小说可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等陈列在新华书店。
说起毛泽东就想起他的稿酬，大家会问毛泽东该有多少稿酬？毛泽东的稿酬一直是个谜，是个鲜为人知的谜。据汪东兴说，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年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时过多年，毛的稿费是怎样计算的，毛生前对其稿费安排是否有立遗嘱等等一连串问题已不成为秘密了吧？
其实，毛泽东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为主，加上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直到二○○四年第九期《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两本刊物上才分别载文有了披露。
这是从二○○三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说了半天，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至今究竟有多少？截至二○○一年五月底毛泽东稿酬已达一亿三千一百二十一万元人民币。
据述，一九六七年十月(请注意这是“文革”初期——笔者注)，毛泽东曾自己查过稿酬情况，当时有五百七十多万元。毛在“五百”二字上画了个圈，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毛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未交党费！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人帮”垮台，毛泽东已逝世——笔者注)，汪东兴在清查毛私人财产时发现，毛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七千五百八十二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另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从这些数字账目来看，毛泽东的稿酬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因为那时《毛泽东选集》等毛著作印行最多，发得最广，到后期全国十亿人口，差不多人人一套《毛泽东选集》……若要问毛泽东生前有否提取过稿酬？怎么用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曾从稿酬中提取二十二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十万元(注：一九二○年四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二万块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此次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一九六六年初，又提取了十万元给程思远。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二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取三十八万元人民币和二万美元给了江青。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四万元(其中有一点五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关于对毛泽东稿酬遗产处理，中央曾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能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遗产，要提取五千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都遭到拒绝。李敏、李纳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后来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拨下二百万元人民币，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如上所述，毛泽东著作的稿酬主要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和著作单行本及《语录》本，全国各大印刷厂大量印制，送发给每个“革命群众”，按照当时“破四旧”规定，一律不发稿酬。
可是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领袖，稿酬是劳动所得，当然按最高标准发给。所以出现了一亿三千多万元的毛泽东稿酬，况且，毛泽东著作中，有些文章不是毛写的，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生前多次说过是他起草写作的。还有不少文稿是胡乔木、田家英等起草写作的，是“全党集体智能的结晶”。
近年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理应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是纳税人”的要求，向国家纳税。对此，国务院的答复有三点批示：第一，作为特殊性质，特殊状况处理毛泽东稿酬、版权费，以不纳税为准；第二，还是作为党的资产的特殊性处理；第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稿酬随着《毛泽东选集》的不断新版，词诗的再版，外文版权费等还会不断增长，应有个管理处置的办法，把毛泽东的稿酬管好用好。这才可能符合毛泽东的遗愿。
第4个回答 2020-08-29
1934 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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