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庙是和孔夫子的文庙相对的，用来供奉古代名将的庙宇，最早以武成王姜子牙为主祭，汉朝张良为副祭，还依照文庙十二哲的规格，以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等十人为武庙十哲。唐德宗年间再添加古今名将六十四人，其中就有张辽、周瑜、陆逊、关羽、张飞等三国名将。
从唐玄宗开始设立武庙起，到德宗添加六十四名将，一直到唐末、五代时期，武庙的配置都没有变过，可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对武庙的入选人员就有异议了。
乾德元年，赵匡胤在祭祀武庙之时，看到了十哲之一的白起像，勃然大怒，认为白起虽为名将，但 “杀降不祥” ，于是下令将白起像移出武庙，之后群臣就此事分为了两派，一派以左拾遗高锡为主，认为需要重新制定武庙配置人员及数量，必须“功业无暇”者才能进入武庙祭祀，也就是十全十美，不能有一点瑕疵。
一派以秘书郎梁周翰为主，力主不能按高锡的要求来勘定武庙人选，梁周翰给赵匡胤上了一封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奏章，里面详细地表明了其观点，因为若是按照赵匡胤和高锡的想法，那从古到今 （宋朝） 那就没有一个名将能够入祀武庙了，甚至连带文庙里文宣王孔子、四配十二哲也没能达到其要求，毕竟他们都不是“功业无暇者”。
梁周翰特意举了周公和孔子两位为例，这两人已足可称为“圣人”，周公辅佐成王尽心尽力，可依旧外有蛮夷作乱，内有管蔡造反，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儒学，却也不被诸国看重，且有陈蔡之厄，还有冤杀少正卯的污点，这两位能算是“功业无暇者”吗？既然连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在功业还在他们之下的先贤名将们了。
梁周翰此疏可谓是一针见血，世间人无完人，战场打仗更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完成的事，是要见血的，被擒被杀，甚至于最后死于政治操作之下都在所难免，就连赵匡胤自己都不能称得上是“功业无暇”，却偏偏要把这要求按在前辈们的身上，以小污点来掩盖大功劳，未免是本末颠倒了。
可是赵匡胤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作为武将出身的他要缔造的是一个不同唐末、五代时期的军政府，而是一个新兴的王朝，对他来说，遵崇文化可以，而且还是需要大肆宣传，可重视军事就不行，武庙六十四将中多的是战场名将，个人私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所欠缺，这并不符合赵匡胤以文治天下的方针。
即便梁周翰引经据典地希望保留武庙原样，可最后赵匡胤还是把关羽、张飞等“德行有亏”的名将二十二人给移出了武庙，另外加入了二十三位符合赵匡胤要求的名将进去，如汉之灌婴、王霸、班超，晋之王浑，唐之秦叔宝等等，这些人或许没有前面那几位那么大功绩，但却胜在善始善终。
所以赵匡胤可不止把关羽、张飞踢出武庙，而是将不符合自己要求的二十二人全部移走，这不是针对个别人，而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无可厚非，不过到了宋徽宗时期，就又把关羽、张飞请进了武庙，再增添数人，成为了七十二名将。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说说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事其实发生在建隆四年（963年）。
这年四月初六日，赵匡胤巡幸武成王庙，所谓武成王庙就是姜子牙庙，俗称武庙。
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下令，天下诸州为姜子牙各建一所太公庙，每年定期祭祀，并且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又追谥姜子牙为武成王，成为武圣人，同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一文一武，交相呼应。
此后唐朝又将历代名将总计六十四人（后有七十二贤）配享武庙。于是，配享武庙成为武将死后的最高褒奖，一直到五代都没有变过。
不过这次赵匡胤来武庙可不是来褒奖、缅怀这些武将的，他是来干一件大事的。
赵匡胤很快历观两廊所画名将，当他走到秦国名将白起面前时，突然指着白起说道：“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
白起什么人，战国四名将之首，杀人如麻，史记记载，仅长平之战他就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兵！后世有人将其称为杀神！
赵匡胤不能容许这点，马上命人撤掉白起画像，并且下令对武庙供奉的武将进行裁定，能继续配享武庙的武将，有一个标准—— “取功业始终无瑕者。”
什么意思？就是既立有大功，又没有污点的武将才能进武庙，杀俘虏这种事就是污点。
赵匡胤一发话，底下人哪还有不听的道理。
六月十一日，裁定结果出来了：
魏国吴起、齐国孙膑、赵国廉颇；西汉韩信、彭越、周亚夫；东汉段纪明；魏国邓艾；蜀国关羽、张飞；晋杜元凯、陶侃；北齐慕容绍宗；梁朝王僧辩；陈朝吴明彻；隋朝杨素、贺若弼、史万岁；唐朝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加上之前被赵匡胤踢出去的白起，总计二十三人，被踢出武庙。
也就是说，赵匡胤最先针对的是白起，关羽和张飞其实是被白起牵连的，这倒霉催的。
有人出，就有人进，然后宋朝大臣上交报告，增加西汉灌婴；东汉耿纯、王霸、祭遵、班超；晋朝王浑、周访；刘宋沈庆之；北魏李崇、傅永；北齐段韶；北周李弼；唐朝秦叔宝、张公谨、唐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后梁葛从周、后唐周德威、符存审等二十三人进武庙。
赵匡胤接到报告后稍作调整，把齐国管仲、魏国吴起加了进去，其他都不变。
此事算是告一段落。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六月十三日，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提出反对意见，他首先以周公旦和孔子为例，指出就算是圣人也做不到“功业无暇”。
然后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各朝名将求情。
人无完人，打仗又不是耍嘴皮子的事，谁还没点错误？
但是赵匡胤不听，按原计划来，就这样，别废话了。
现在问题来了，赵匡胤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在武庙配享上做文章，要和白起过不去呢？
赵匡胤绝对不是兴血来潮，一时兴起，而是充满政治意味。
这事有个直接原因。
这年二月初九日，宋朝大军兵不血刃，灭掉南平，接下来大军剑锋直指湖南，要去收拾武平节度使周保权。
南平只是道开胃小点心，赵匡胤接下来要去吃湖南这道大餐。
结果接下来上演了宋朝统一战争中最惨绝人寰的一幕。
史书记载：
指挥作战的李处耘发的哪门子疯，他抓获俘虏后，从中挑选了数十名大胖子，然后当着其他所有俘虏的面，让士兵们把这几十个大胖子给吃了！
古往今来，战争期间，屠城的不罕见，吃人肉的也不罕见，可像李处耘这样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人肉的，还是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李处耘竟然真的吃人，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吃，以一个人一百五十斤，吃了四十个人来算，宋军这次也吃了六千斤人肉！
不知道吃人肉的宋军以后还吃不吃得下肉，会不会犯恶心。
反正至少把在场所有武平降兵给恶心坏了。
李处耘这是要干嘛？很快他就给出了答案。
李处耘随即下令在数十个少壮俘虏脸上刻上字，然后放归朗州。这些幸运儿应该感谢自己不够胖，否则他们也将成为宋军的口粮。
当他们侥幸逃出生天，逃回朗州之后，立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朗州城里所有人。
兄弟们，宋军真的吃人肉，父老乡亲们，赶紧减肥，宋军首先吃的就是胖子。
这件事告诉我们，减肥还是很有必要的。
总之，减肥的重要性，再次被重申，宋军的恐怖，再次被宣传。
很快，宋朝大军会吃人的消息已传遍朗州全城。
对面可是一支会吃人的虎狼之师，谁还有胆子抵抗这样的军队？还有谁想试试自己的体重有没有达到被当做人肉的标准？
于是“贼众大惧，纵火焚州城，驱略居民，奔窜山谷。”
恐惧是会传染的，朗州城内军民开始大乱，百姓们纷纷纵火焚州城，奔窜山谷，朗州溃不成军。
这就是兵法里说的，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李处耘的手段是恶心了点，残暴了点，可效果却出奇的好，湖南很快被拿下。
整个荆湖大地就被赵匡胤给吞并了，这本是开疆拓土之功，最让帝王兴奋的事情之一。
但是当赵匡胤得知李处耘杀俘的消息后，可把他给恶心坏了。
赵匡胤开始了反思，他在反思李处耘吃人事件的前因后果。
李处耘的做法其实就是五代常规做法，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没错，李处耘的办法效果十分显著，瓦解了敌人抵抗的勇气，兵不血刃，攻城拔寨。
但这个方法只是纯粹的军事手段，只适合打天下，却不适合治天下。
事后证明，当李处耘大军拿下湖南后，残暴的吃人事件所积累的恐惧和仇恨，被大军扰民行径给彻底点爆了。
湖南百姓开始纷纷反抗宋军，湖南爆发民变。
之前劫持周保权的汪端更是召集数万人马，反攻朗州。
直到这年九月，汪端被慕容延钊擒获斩杀，湖南的乱子才渐渐被平定下来。
最后大宋击败武平军、拿下湖南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低于此后平息湖南民变的代价。
这不是赵匡胤想要的结果，天下还有这么多地方没拿下来， 如果每个将领都像李处耘，每个地方都像湖南，赵匡胤纵使消灭了敌人，又该花费多少精力，才能安定地方乱局呢？
赵匡胤已经不是一个攻城拔寨武将了，而是一个治国安邦的皇帝。
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必须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不能接受李处耘这一套，新朝新气象，现在是大宋王朝了，必须进行改变。
于是这才有了武庙一事，实际上，赵匡胤是借武庙，杀鸡儆猴，或旁敲侧击，打击李处耘这种杀俘之风。
当然，这只是直接原因，就算没有李处耘这事，赵匡胤也会想方设法的进行改变。
其实在战争开始前的建隆三年（962年）二月十四日，赵匡胤便对左右近臣说：朕欲令武将尽读书，知为治之道。”
什么是为治之道，就是用读书人推崇的温和统治，取代五代以来武将奉行的长刀大剑般的残酷统治。
等李处耘拿下南平后，赵匡胤就开始任命一些文臣做知州，王仁瞻、吕余庆、李昉、薛居正这些新任知州，都是典型的文官。
到了这年四月初四日，赵匡胤又在湖南各州设立一个副职——通判，通判有权管理本州内所有军民之政，并可越过知州直接将地方情况上报皇帝。
首先担任通判的就是刑部郎中贾玭等人，清一色的文官。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收天下节度使们的支郡管辖权，所谓支郡，即归属该节度使辖内，但非该节度使驻地所在的其他各州。比如昭义节度使，昭义节度使管辖泽、潞、邢、洺、磁五州，潞州为其治所，泽、、邢、洺、磁四州即为支郡。
从此，天下节度使们只剩下了他们各自本州之内的权利，其他所有支州便由中央直接派来的文官担任知州、通判进行管理。
这样一来，文官开始成为地方父母官，成为接管地方行政权，代表朝廷对辖地进行管理。
武将们在地方的行政权就这样被剥夺了大半，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赵匡胤又设立了一个专职机构——转运司，由文官担任转运使，每一个转运使来负责一路的财政收入。将地方上每年税收，除了少量必要的经费之外，全部上交，一下就剥夺了地方武将的财权（注：此时地方边将还有财权）。
行政权，财权没了，司法权呢？
五代时期，地方司法由地方武将的校尉充当司法提刑官，负责地方司法事务，有权进行一切司法审判，包括死刑。
但是，赵匡胤在此之前就下令，全国各州所有的死刑案件，要全部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地方官员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力。
而由武将担任的负责司法的司法提刑官员全都清除，改由文官担任。
司法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这样一来 ，“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 ，武将就剩打仗了，地方行政、财权、司法权全部被剥夺，都由中央委任的文官负责，文官再也不是装点门面的花瓶了，文官们终于度过了五代的寒冬，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从这我们也能看出，赵匡胤这样的政治家，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兴血来潮，而是有着深意。
赵匡胤对白起、关羽、张飞动刀，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五代武将嚣张专权之风，推动宋朝文治的到来。
此事虽小，却也让宋朝开始和五代泾渭分明 。
赵匡胤把关羽张飞移出武庙倒不是针对这两人，毕竟被移出武庙的共二十二人之多。而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其背后提现的是他“重文抑武”的治国理念。
及宋开国前，经汉唐两朝，门阀割据，又经两次大的分裂，武将虽然在抵御外族和开疆扩土方面多有建树，却也成为中央政权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加上赵匡胤的皇位受“让”于柴氏，对武将坐大有天生的恐惧。在赵匡胤登基后迅速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开始收拢外放的军权，终宋一朝都延续了他重文抑武的统治方针。
武庙为唐玄宗李隆基为供奉姜尚所设，时值盛唐，国力强盛，天下来朝，李隆基所为实际上是为了宣扬中华国力之强盛，提高民族凝聚力。所选将领武功卓著，偶尔私德有损，却也为国家鞠躬尽瘁。
赵匡胤更换武庙供奉将领实际上就是昭告天下，宋朝须以“仁德”治天下，武功次之。被移出武庙的武将也大部分是因为私德方面的瑕疵而被赵匡胤所“不齿”。
其中最著名的是赵匡胤评白起“坑俘”，是而大怒。而关关羽刚而自矜，痛失荆州；张飞暴而无恩，伐吴前临阵折将。皆是私德有损又祸及国家。
其他被移出武庙的武将也大多在这几个方面有污点。
不服从调度，以称病或逃至他国对抗
治军不严，飞扬跋扈，甚至造反的
依附宦官
有被俘虏 历史 ，甚至投敌
依附外地，或暗地勾结。
所谓武庙，于民而言是祈求眷顾的精神寄托；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对外传播国家政策，强化中央意志的宣传机器，怕是远没有那么神圣。
因为关羽、张飞具有高尚的人格，尤其是张飞忠于职守、有情有义，对叛主之人尤为憎恶，刘关张结义，历来被人们所称颂。
而赵匡胤是乱臣贼子篡位并成功的代表。赵大作为乱臣贼子，对于忠义之士，天然的有一种畏惧感。怎么敢把关张供奉起来，况且，就算供奉，关张在天之灵也不会保护赵宋这样得国不正的政权。
柴荣正当壮年，没有任何征兆，遽然而逝，很可能是赵大、赵二合谋毒害。赵大赵二的行为太过阴毒，往小了说遗祸子孙，往大了说甚至牵连了整个民族。往上上溯，司马懿也是太过阴毒，也造成子孙互杀，民族被荼毒。
二晋二宋的遗毒都影响了民族几百年的发展。晋以后，天下大乱，至于隋方休；宋之后，天下大乱，以至于民国。
大乱到大治，民族得到重塑，重新获得了新的生机，就像一个 历史 的大循环。这期间百年的乱世，让乱世人不如盛世犬羊，期间民生多艰又有谁知，如果稍有不慎，整个民族就会满盘皆输。而晋宋作为大乱的开启者，实在难以美言。
什么七十二文达，什么七十二武哲！好大一部分，皆欺世盗名之辈，世人多有不服，多有异议！
几千年 历史 ，完美的将军毕竟不少，却落选在外，拿什么激励后人，后人只发现，敢替换从新发表，就敢拿出去胡咧咧。
所谓的文武之高庙，尽成荒唐之地。垃圾而已！
最该踢出去的是太公吧，武装械斗时代，他算哪门子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