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非信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自衿为仁义之国的中原诸侯互相争伐，而一直被诸侯国鄙视的蛮夷之地——秦国，却在一次次战火洗礼中逐渐变强，最终称霸天下。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提到过，“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九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秦国之所以变大变强，我认为在于秦国统治者于战局纷乱时，能够把握“信与非信”的尺度。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材料二：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材料一，商鞅对民的法治思想是“取信于民，兼具公平”，在秦国，因为军功而受赏的士兵享有极高的荣誉，而那些无功而富的人地位却不是很高，甚至不被允许在家里穿奢华的衣服。项羽曾经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那些富人虽有家财，但如果没有军功，连炫耀于人的资格都没有，政策如此，民风也以尚勇为能，因此才能炼造出一支虎狼之师。荀子在与赵孝成王谈论到秦国军队时，提到“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意思大致为秦国以严苛法术统驭人民，人民只有通过战功，通过砍下敌军的头颅，才能加官进爵，因此诸侯军忌惮与秦兵交锋。当年长平之战，赵国派大军抵御秦兵的入侵，结果赵军碰到秦兵，一触即溃，最后被坑杀的达40多万，惨烈程度超过南京大屠杀。从而可以看出，秦王对国家实行的法制，是以严苛的法律相伴，使其威信发挥到极致，使秦兵如《秦风·无衣》里面表述的，军队能够同仇敌忾，以杀敌立功为渴望，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 材料二中，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时，魏国派公子卬率军抵御，因为商鞅与公子卬是旧交，于是写信给他，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结盟而罢兵，公子卬轻信于商鞅的建议，亲自参与会盟，结果被秦兵扣留，最终导致魏军大败。在实际战役中，尤其是针对敌对势力，所谓“兵不厌诈”，往往不会讲究诚信，而片面拘泥于道义，可能会错失战争时机，最终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如宋襄公，当初宋国在他统治下，国力强盛，而齐桓公之后，齐国威信下降，宋襄公打算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宋楚间发生一场大战。当楚军渡河时，将领建议趁机发动攻势，宋襄公认为这种做法不仁义，予以拒绝，最后宋军大败，2000多年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同样，楚汉争霸时，韩信带兵攻打成安君陈馀的军队，李左斗曾建议派奇兵截断韩信的粮道，从而不战而胜。而成安君空称道义，称道“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最终赵军大败，自己也被韩信所杀。 秦国成功权衡了“信与非信”，最终灭六国而霸于诸侯。这种模式也得到传承，像现今的国际关系，两个国家倘若是贸易伙伴，则彼此信守承诺，将促进外贸发展，最终赢得双赢，若两个国家对峙，尤其是敌对时，有时放出些虚假消息，成功迷惑对方，或许会为自己赢得先机。同样在一家公司里，对职工能以“信”，使员工明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则公司气氛也能极大活跃。而面对竞争企业，一些营销类的策略就得依靠放烟雾弹，让对方无法获取有价值信息，这样才更有利于占得市场。 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词中提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王朝兴盛，百姓过着困苦的生活，到王朝衰弱，各割据力量相争，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按鲁迅的说法，是进入了“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战国时期，硝烟四起，战争频发，民生凋敝，天下人争当奴隶而不得时，却有两位大忽悠，用三寸不烂之舌，且辅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游说诸侯国，使纵横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纵横，包括合纵和连横，简单而言，合纵是指弱小势力间相互联合，进攻强大势力，如近代史范围内，各殖民地频频爆发的起义，多是以合纵为策略的。连横指强大势力联合一些弱小势力，壮大声势，从而攻打另一些弱小势力，蚕食天下。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在先秦时期，谈到纵横，不得不提苏秦和张仪。之前称苏秦与张仪是两大忽悠，是因为他们出使诸侯国时，往往为其政治目的，加入些夸张、不符合实际的言论，比如苏秦夸耀齐国强大，用了“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来形容，夸耀韩国士兵强大时，则说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使几位诸侯王飘飘然，最后苏秦挂六国相印，显耀一时。张仪的忽悠技巧明显高于苏秦，而且用计更为阴险，如当时六国采用苏秦合纵之术，欲共同进退时，张仪则巧设计谋，使六国联盟最后分崩离析：先是，秦惠王派犀首（公孙衍）诱使齐国与魏国攻打赵国，引起六国间矛盾，之后张仪派兵攻下魏国蒲阳，然后又把蒲阳城还给魏国，魏割十五县给秦，六国此时已是首鼠两端，按着，为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出使楚国，答应楚王若与齐国断绝来往，就把商於六百里地献给楚王。因为张仪忽悠水平实在高，楚王听了满心欢喜，与齐国断交，之后看秦国貌似没有献土地的动静，以为自己做的还不够过分，又派勇士到齐国骂齐王，齐王听说了后，十分恼怒，与秦国建立和好，这时张仪出来见楚国使者，让楚王去接收商於六里的土地，六百里变六里，楚王自然大怒，派兵与秦国大战，结果大败而归。自此之后，张仪效法苏秦，游说诸侯国，最终使连横之术代替合纵之术，为秦国赢取天下奠定了基础。张仪之后，范睢又继承合纵的精髓，提出“远交近攻”策略，秦国又依其计谋，最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朝之后，纵横之术并未消沉，当国家进入割据状态时，其往往能大行其道。如汉朝时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先平定了吴楚联军，最终瓦解整股反叛势力。晋朝时爆发“八王之乱”，各割据势力相互联合，攻打，导致西晋灭亡。明王朝时，朱棣利用朱允炆削藩之机，起兵靖难，用纵横之术孤立中央政权，最终赢取了天下。 舍生取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 《资治通鉴》一书中，第一个“义”的例子，就属“豫让吞炭”。三家分晋，衍生出魏、赵、韩三国，而赵国国君赵襄子有种特殊的嗜好，他喜欢把晋国亡国之君——智伯的头骨作为酒器，而智伯的家臣豫让打算为智伯报仇，躲在赵国宫殿厕所里，想借机杀死赵襄子，不料，他低估了赵襄子的特异功能。赵襄子刚要上厕所，就闻到厕所里有股杀气，派人查找，结果搜出了豫让，之后把他放了，认为他是“义士”。豫让不死心，用漆涂在身上，把皮肤弄得腐烂，并且为了改变声音，又吞炭使声音沙哑，然后躲在桥下，想在赵襄子经过时刺杀他。结果赵襄子又一次发挥其特异功能，派人去桥下搜捕，抓到后便把他杀了。像后世一直为人歌颂的《赵氏孤儿》，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亦是此类型。 那么什么是“义”呢？孟子在上面文章中谈到“义”字，内涵模糊，从表面意思看，似乎可以把“义”理解为一种道德与信仰， 根源于人的本性。孟子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乞人，他虽身无长物，但却拥有尊严，即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而《礼记》中有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为大”意指君礼贤下士，那么“宜”字，按训诂学家的分析，是表示合宜之意，从这里又可以得出，义又是一种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可以称其为高尚的集体主义，所以孔子才会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认为君子总是劝大家遵循社会的道义，而小人则是劝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即可认为，“义”是源于人的本心，但又为社会所尊崇，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所在。可能有人会认为，文中称“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人为义，难道是符合社会利益么？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到儒家思想中的“礼”，就可以清楚，这实际上是儒家在约束人的行为，不为私欲，却为遵循礼的规范。试想，如果人人都为满足自我欲望，争名逐利，甚至为私利放弃自尊与道德，那这社会一定会变得混乱不堪。同理，谈论到豫让这行为，之所以称其为“义”，是因为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动荡社会中，他仍以忠君为信仰，符合“君为臣纲”思想。而若臣下都以此律己，那社会就安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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