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回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但这又是一个充值传奇的年代，是一个精神上极度追求自由，文化多姿多彩的年代，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主张人性自由、开放、张扬，在社会道德沦丧、人们失去信仰的黑暗中，这些知识分子们用他们的天性，用他们的良知，像一颗颗流星划过漆黑的夜空，留下了闪亮的光彩。
在这个名教荡然无存的黑暗时代，魏晋的名士们放荡形骸，做出种种惊人之举。他们服食五石散之类的毒品，他们裸奔，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而泰然自若，他们整天研究虚无飘渺的玄学，他们是一群不幸的人，是一群追求自由而不得的人，更是一群不愿意与统治阶级合作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群痛苦的人。
他们表面上以他们的行为定义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被后人称为“魏晋风骨”，又称“魏晋风流”，实质上是他们无声的反抗，是人性的觉醒。
(魏晋名士）
魏晋士人留给后世的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他们的一些行为让后人很难理解。他们能写出华丽壮大的文章，能亲手酿制最醇的美酒，也能亲自炼制毒品服用，这是魏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独有的生活方式。
一、魏晋名士的种种奇异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多名士。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裴叔则、乐彦甫、卫叔宝、王夷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名士圈子。
他们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有竹林七贤这样不与政府合作，看不惯统治阶级的，也有以王导为代表的支持政府的朝廷重臣，还有曹氏父子那样政治势力的代表。
而一般认为，只有第一种名士的身上，才存在魏晋时期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包括纵酒的诗人，裸奔的名士，论道的居士，他们或清谈，或饮酒，或吟诗，充满了自暴自弃的颓废和挣扎的反抗。
这一类名士，主张人性自由，痛苦时则哭，开心时则笑，率性而为，不拘礼法，所有行为出乎本心和真性，所以才会出现王猛为代表的“扪虱而谈”的奇观。
（扪虱而谈的王猛）
王猛出身贫寒，隐居山中，以卖畚箕为业。但他好读兵书，长于谋略。
据《晋书》记载，东晋永和十年，东晋大将桓温进兵关中，王猛披着一件破衣服去见桓温，“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谈，旁若无人”。
两人在王猛掐死虱子发出的“啪啪”声中谈论天下形势，最后王猛发现桓温徒有其表，根本没有收复关陇失地的雄心，便拒绝桓温之聘，扬长而去。
旁若无人掐虱子的不止王猛一个，另一个大名士顾和在给王导当从事时，陪王导入宫，站在王导车边上旁若无人的从胸口捉出一只又一只虱子。
武城侯周顗刚好路过，故意指着他的胸口问：“你这里面有什么？”顾和“搏虱如故”，回答说：“此中最是难测地”。
周顗后来对王导说，你身边那个捉虱子的，是一个大才啊！
魏晋时知识分子身上长虱子，据说是和他们服用一种丹药“五石散”有关。这是一种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慢性毒品，而当时许多对现实绝望的知识分子，便依靠服药后的幻觉来摆脱现实中的烦恼，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当时有种说法，“痛饮酒，服丹石，熟读《离骚》，便为名士”，所以服药的人非常多。
（常服五石散嗨上天的何晏）
据说三国时何晏是最早发明“五石散”的名士，他服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气色更好一点。
当他服药后，“双目炯炯”，面色红润，使得无数粉丝争相效防。据说服用此药后，全身燥热，皮肤变白变薄，不能洗澡，也不能穿紧身衣服，否则全身皮肤都会溃烂。
正是不洗澡，特别是不洗头，又穿宽松的麻布衣服，为虱子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当时长虱子是件很时髦的事，如果在清谈之时，边聊边捉几只虱子来掐死，发出“啪啪”的声音，是很愉快且会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的。
魏晋名士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任性狂放，行为不拘礼法，往往做出令人无法理解的诧异之事。《晋书》上记载，王澄在担任荆州刺史时，太尉来检查，王澄就像没看到一样，径直来到院中，脱下衣服，光着膀子爬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将树上鸟窝里的鸟蛋掏出，然后丝条慢理的爬下树，穿好衣服，旁若无人。
太尉不但不怪罪，反而称王澄豁达。
我们今天的人看来，不管是会客时捉身上的虱子，还是领导来了置之不理，自己上树掏鸟蛋，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这在当时的名士中，是很正常的举动，也能被时人理解，说明魏晋时读书人身上有着各式各样的怪异行为，让人见怪不怪了。
这些名士并不是不懂礼仪，相反他们是极熟悉礼教的，他们是故意用放荡、不遵守礼教，来表达对全世界礼教丧失的愤怒和失望。
（王徽之雪夜访戴逵）
也不是所有的名士都很叛逆，也有不少率性直爽的人，简直可以用单纯来形容。《世说新语》中记载，王徽之与戴逵是好朋友。有一天半夜下起鹅毛大雪。王徽之突然想念戴逵了，他立即穿衣起床，带着书僮连夜乘船去访戴逵。第二天天刚亮，王徽之来到戴逵家门口，却突然令船原路返回。船工不解，王徽之说：“我乘兴而来，兴尽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戴逵后来得知此事，说：“徽之不囿于礼，独钟于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
这种故事也只能发生在魏晋那个特殊的年代，只能发生在这群率真任性的名士身上。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二、“魏晋风骨”的成因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名士都出自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就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礼教，儒士们也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成自己的理想和任务，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强盛。
而当时的现实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危如累卵，上层统治者又醉生梦死，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这些名士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出身和影响力，实现自已的功成名就，但他们思想深处那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无法实现。他们看清了这个社会，可他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他们的痛苦可想而知。
（竹林七贤）
儒士的这种痛苦表现形式因人而异，但其中最激进的是三国时的名士孔融和祢衡。
他们似乎是狂人，是不识时务者，但他们之所以将不满对准曹操，是因为在曹操身上寄托了他们恢复社会秩序的希望。
祢衡当众脱光衣服，并不是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希望的肥皂泡破碎后的呐喊。而这种希望一旦破灭，他们便迫不及待的批判造成他们理想破灭的曹操。
也许他们并不是完全针对曹操个人，而是针对曹操所代表的势力。他们与曹操相比是弱者，他们除了用语言和文字表达不满之外，做不了什么。
所以他们痛苦，这种对现实无奈、无法改变造成的痛苦最终让他们自愿走上毁灭的道路，也不愿意眼看着理想一点点的破灭。
在魏晋社会中，名士的名气和榜样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那些保持道德洁癖的隐士们，更是得到社会高度评价。这种评价表现在“竹林七贤”身上，就变成了一种“魏晋风骨”。
他们几乎亲眼见到了曹魏篡夺以汉室江山，又司马氏夺走曹魏的天下的亲历者，这些近似谋反的举动，是具有首先洁癖的竹林七贤们所不能容忍的。
但他们处在一个乱世，他们没有力量去反抗，甚至也不能完全充分的将这种不能容忍表达出来，除了采取“不合作主义”，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嵇康）
“竹林七贤”毕竟是七个个体，并非铁板一块。山涛就没有坚持住，与司马氏走到了一起。所以嵇康就采取与山涛绝交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
所以此后嵇康、阮籍更加纵情诗酒，一个天天打铁，一个日日大醉，这都是他们作为儒家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逃避。
三、如何理解“魏晋风骨”
魏晋名士们的思想精神、言行举止集合而成的魏晋风度，对后世的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竹林七贤”在世之时，天下模仿他们的就数不胜数，而后世最推崇他们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
李白的性格与嵇康、阮籍很相像，也是放荡不羁，不愿意受拘束的，是向往自由的人格。
苏轼的作风中也有魏晋遗风，他称赞阮籍是“千古风流”，叹息宋朝时魏晋遗风已经不在了，所以“
空留风韵照人清”。
“魏晋风度”是当时读书人的价值追求，代表了魏晋文化的主流方向。正如后人评价的一样，
“它以人性的觉醒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这些名士们用不同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了历史上一个政权交替频繁、人民颠沛流离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他们做出了怎样的抗争。
（隐士居所）
魏晋之风也为后世带来了隐士精神。这种隐士精神有别于西方的隐士，中国的隐士们并不是完全出世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入世。
也许他们隐逸是一种手段，是在等待时机，是以退为进的一种韬光养晦，是中国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一种表达。
东汉灭亡后，无数士人企图以德救国，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引领了社会上道德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
在整个社会分成“士族”和“庶族”，讲究门第出身的情况下，他们用他们的“真”，用他们的怪异行为向社会吹响了反抗的号角。
他们在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和政治抱负的情况下，沉浸在药自我世界里，用赤身露体，服食毒品的怪诞行为保全性命，在无奈中暂时忘记儒家的使命。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批判他们，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要知道他们有着不为人知的苦衷。
魏晋社会是一个崇尚骄奢淫逸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将这些名士们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割裂开来。
至少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弘扬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个体自由的宝贵思想，虽然他们的方式并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