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及其易变与民族融合

如题所述

“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论,起源于夏商时期,到东周时期确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现代视角来看,中国各民族团结、和谐、共同发展,大量学者认为,“夷夏”观有助于文化交融,催生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这一观点是否真的有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同时,“夷夏之辨”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重解读,其内涵不断变化。这种概念的易变与客观现实的变化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本文将从“夷夏之辨”的概念本身,探讨这些问题。

一、“夷夏之辨”的本体逻辑

“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观念的体现,始于夏朝,并在先秦诸子的论述中得到阐述。儒家,尤其是古文派,强调并强调突出“夷夏之辨”,这一思想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接纳并改造,对中国现今产生影响。因此,理解汉及以前儒家提出的“夷夏之辨”逻辑至关重要。

1. “天下”体系

“夷夏之辨”背后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天下”兼具地理与政治文化双重内涵,其中以政治文化为主。整体上,“天下”是一个三层同心圆结构:圆心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即天子或皇帝;内圈是王畿,代表鲁国;外圈是“诸夏”,即中原诸侯国;最外圈是“夷狄”。这一圈层结构实际上源于“张三世”学说的延伸。然而,“夷夏之辨”存在逻辑问题,即两种流动的依据不同,这引发了对夷狄掌中原、天子失礼退为夷狄的讨论。

2. 地域、血缘分别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先秦儒家强调以文化程度区分夷夏,实际上“夷夏之辨”仍带有地域与血缘因素。地理分布是客观的,但逐渐发展为价值判断。从汉朝开始,“天下”观转变为“九州”(皇帝直辖区)、“海内”(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外”(关系较远的区域)。夷夏之辨也随之改变:“九州”为夏,其他为夷。由于客观上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中国成为一体,一、二圈层合并,实质上一、二圈层合一。此外,夷夏的地理分别固定下来并不断强化,地理因素在实际判断中超越了文化的因素。夷夏之辨也与血缘相关,注重血缘是文明传承的必然,秦人依据母系血统判断族群。进夷狄最多至子爵,退“诸夏”一般至某人,两者不对等,表明夷夏具有某种固定性。

3. 文化层级观

“夷夏之辨”主要以文化褒贬国家、族群,构建了文化层级的观念,将中原文化、礼乐制度视为先进文化。然而,这种观念在现代意义下已不再适用,是近代概念变异造成的。

二、“夷夏之辨”的易变

1. 从“夷夏大防”到“夷夏一家”

“夷夏之辨”强调夷夏的差别与对立,以及用中华文化改变夷狄。在民族危机强烈时强调前者,在大一统盛世谈及后者。北宋司马光继承了唐太宗的华夷关系理念,没有抛弃“以夏变夷”的观点,但中央王朝对四夷的蔑视基本不变。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建立政权的历史推动了“夷夏一家”观念的出现,民族间的政治平等促进了文化深层次的融合。

2. 概念易变与民族融合

“夷夏之辨”的开放性是多民族融合的基础。概念的开放性在于文化因素的考虑,以及民族间的平等与融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表明,“夷夏之辨”构建了中国古代多民族一体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对王朝的认同。夷夏之辨的易变使得各民族处于平等且融合的状态,双方得到了安抚,民族间的矛盾得到缓解。

三、结论

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融合了文化、血缘、地理三大因素,以文化因素为主。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概念不断变化,夷夏差别日趋缩小。民族融合的关键在于早期考虑文化因素来区分夷夏的观念。这一观念构建出了一套话语体系,促使中国各族群向往共同文化,向心发展。然而,概念易变后“不别夷夏”的趋势真正推动了各民族平等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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