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在中国古今文化中通常是神权和吉祥的象征，实际上它是人们虚构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和近代古生物学上那种身长数米甚至于数十米、全身被甲的所谓的恐龙并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这并非说我们是龙的后代，而是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由来已久。
中国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崇拜龙？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内蒙古自治区牛翁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细长而作曲折状的玉龙，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到用玉石雕刻成的猪形龙和泥塑的猪形龙，在南方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龙的形象，它们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时代稍微晚一些，在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遗址出土过绘有盘龙的红陶盘，陶寺遗址是龙山文化晚期遗迹，时代为距今4500年，经研究证实，当时正值陶唐时代，龙的崇高地位和形象已非常牢固。
其实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在时代上还可以再向追溯。
1981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龙和虎的蚌塑，龙的形象和文献中或者是绘画上表现得很一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时代最早的龙的造型，从而把我们祖先崇拜龙的历史上溯到3500年前。西水坡遗址第45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东西长3.1米，南北宽4.1米，和该遗址的其他墓葬相比，显然大得多。这些墓的墓底平整，墓的四周经过刻意加工修整。该墓的主人居于墓室正中，仰面而睡，头南足北，身长高达1.84米，处于墓室的正中。在这座墓中有三个人分别埋葬在东、西、北三面的小龛里，他们可能是墓主人的随葬者、东部的随葬者骨架保存不好，性别和年龄难以鉴定：西部的随葬者身长仅1.15米，是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幼童，很难分辨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南部随葬者身长1.65米，是个15或16岁上下的少年男子。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三个随葬者皆为正常死亡，被杀死后随主墓人下葬的可能性最大。
墓室正中的死者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在东侧，虎在西侧。这个摆放的位置并不是随意的，在汉代以后青铜制作的神兽镜上可以看到“左龙右虎辟不祥”的铭文，由此可见，龙和虎作为神物可以辟邪的观念由来已久。
西水坡45号墓的蚌塑龙头朝北，背朝西，身长几乎与人相等（1.78米），高0.67米，龙首高昂，弓身曲颈，长尾飘逸，似欲腾飞之状。这种龙的形象和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如北京故宫或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大成殿的盘龙十分相似。蚌塑虎的图案在人骨架的西侧，头北背东，和龙的图案相背，身长1.39米，高0－63米，其大小和形象背与现代人们看到的华南虎十分接近。虎头虽然微低，但是虎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似在行走，“虎视眈眈”地守护着墓主人。
墓主人死后在其两侧摆塑龙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辟不祥”。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墓的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显赫，握有一定大权，不同于一般的民众。他死了，氏族的成员一方面要用蚌壳堆塑龙虎为他“保驾”，另一方面还要杀死一些少年男女为他陪葬。
发现西水坡遗址龙虎蚌塑遗迹7年后，也就是1988年，在同一遗址处又再次发现了两组蚌塑。其中的一组在前面所提到的45号墓南面，与45号墓相距20米，其图案有龙、鹿和蜘蛛，龙头朝南，背朝北，虎头朝北，面向西，鹿卧于虎的背上，蜘蛛摆在龙头的东面。另外一组蚌塑在上述一组的南面。图案是人骑龙虎。上述各种图案虽然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动物形象都是同一种，那就是龙，可见当时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人们希望借助于龙能够升天。
西水坡遗址的发现不仅把中华民族崇拜龙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3500年，而且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
过去学术界通常认为仰韶文化是处在原始社会的发达阶段，氏族成员一律平等，没有阶级的划分，也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但是西水坡的发现证明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蚌塑墓的发现说明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阶层，他们生前可能是氏族的酋长或者是其他权贵人物，氏族成员的分化显而易见。但是尚且不能断定当时已经形成了国家。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全世界的学者都承认国家是文明社会成熟的标志。现在的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作为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城市、金属工具的制作以及使用成套的礼仪（包括宗庙建筑）。这几乎已经达成共识。从考古学的研究来看，这些因素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大体上具备。在郑州西山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夯土版筑的城址，在陕西省临潼市姜寨仰韶文化的遗迹中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钢片。现在，在西水坡遗址又发现了反映当时人宗教信仰和阶级分化的迹象。由此说明，一些过去的传统看法并非完全正确，需要根据新的发现，新的依据重新审夺认定，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中国文明的历史可能要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