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 孙自铎
《经济学家》2008年第01期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吗?
最近，蔡昉同志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
有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人的研究方法和计算的模型与依据不同，对剩余劳动力的具体数量虽有出入，但大多数看法认为存在着1.5—2亿的剩余劳动力，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蔡日方对其不予认同，认为要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作出判断。”
按照蔡昉的研究，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总量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以下3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多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只有5800万劳动力，剩余率只有11.7％。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①乡村总劳动力数与实际不符。我国2000年改变了城乡人口统计方法，当年城市化水平一下提高了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绝对数增加1.2亿以上，其中至少有6000万以上的农民工被统计进入城镇人口。事实上这些人并未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居住生活，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少计6000万之多。而蔡昉所说的已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其中农民工1亿左右，则是把这部分计入农村已转移出的劳动力。②按照现有生产力水平，农业并不需要1.8亿劳动力，若按劳均20亩计，18亿亩耕地仅需9000万劳动力，再加上林牧渔业劳动者3000万计，总计只需1.2亿劳动力即可。育人甚至认为只需要3000万(周天勇，2007)。这里不去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即使按照蔡昉认可的1.8亿农业劳动力需求计，占社会总劳动力(16岁以上)的18％，而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工业化城市化后，农业劳动力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以下，那么即便今天农业仍需要1.8亿劳动力，在今后若干时间内仍有8000万以上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③关于乡镇企业和农民工已转移的2亿劳动力。事实上这部分人虽然进入到非农产业，并不等于他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放弃承包地，是兼业生产者，打工、农业两不误。这两个方面转移的劳动力，按10％折合率从事农业生产即达2000万。④按照蔡防意见，农业剩余1.1亿多劳动力还要减去5000多万40岁以上劳动力。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即便这些劳动力不适合转移到工商业中去，但这些人可以作为农业劳动者，置换出更多的可以出去打工者，仅从要转移者扣除是毫无道理的。
这样匡算起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1.5-2.1亿之间，如此之多的农民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何况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就业者多数还未完成身份变革，也未能融入到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随时可能有一批人返回农业。因此，今后应坚定不移地把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不能掉以轻心。就业是民生之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有鉴于此，今后一段时间不宜强调走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之路，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必要。其实也不要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先进对立起来，二者可以相融，如电子、汽车是技术、资本密集型，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又如纺织、服装、玩具等生产，既要应用先进技术，也要大量使用劳动力。还有，第三产业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当然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总之，一切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原则，如果没有竞争力，企业无立足之可能，就业又从何说起。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说
中国经济保持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引起中外学界的重视，研究其增长的根源。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给中国改革历史作出科学总结，更是要探索今后的发展走向。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但也有些解释令人费解，夸大其作用，如人口红利说。
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增长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而且也是不断探索，不断有所发现。观点上的创新，有的是因为客观经济现象引起的，有的则是人们主观总结反思的结果。如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强调资本的作用，60年代强调劳动力的贡献，70年代强调技术创新，80年代则强调制度的作用。事实上，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各种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虽有所差别，但都在起着作用，经济学家的“发现”，有的是从某一方面(往往是过去被忽视的)加以强调，也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某一要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而言的。如科技创新、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某一国家某一阶段发挥着重要甚至主导作用。因此，究竟是什么要素决定经济增长，哪些要素起着根本性作用，要作具体分析。
问题在于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中，人口红利似乎被说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与实际不相符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的研究，改革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6％，而且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5％；远远低于资本贡献率63％，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26.2％。其他的一些学者等也做出了大致的结论。既然劳动力贡献仅占10％的份额，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红利说呢?特别是由人口红利说而引发的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判断，这一切把人口红利说，不仅理论化且政策化了。由此推导出今后的经济增长由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发展阶段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需要讨论之必要。
所谓人口红利说，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一段时期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这样由于社会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创造的GDP多；另一方面每个劳动力赡养人口系数降低，人均占有GDP多了。后者是分配问题，影响的是人的生活水平问题，显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增长问题。在这里不作进一步分析。而前者本质是人手论，仅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现实的结论。试想，如果这么多劳动力不与生产资料结合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能促使经济增长吗?再设想，如果没有高速工业化，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我国经济能有这么高速增长吗?有种说法，我国60年代初是人口出生高峰期，8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我国60年代末也不乏大量劳动力，仅城市就有成千上万知青无法就业，大批下放农村，其实农村并不需要，也未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如目前印度经济增长达8.8％，属高速发展。难道也是由于该国6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吗?即使有人口方面的现象，也未必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因素。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旨在说明，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动因，人口红利说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真理多走出一步，就成为谬误。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因素中，为什么在相关模型计算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与现实直观感觉的不同。任何一个不怀偏见者都知道，现在企业的生产设备、管理水平、信息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要素与改革之初有天壤之别，先进了许多。另外，企业改革、裁减冗员、分流辅业也有较大进展。还有，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对外引进也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会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南洋银行的一份关于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企业的技术及设备的调研结果，认为比初期有很大提高，且是比较先进的。但统计计算上这种贡献率却很小，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二是究竟如何看待我国30年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未来趋势与走向。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城市化加快时期，要有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换句话说，资本投入中有很大部分是用于路、电、水、气等项目建设，而这部分投入对社会生产率提高和技术改进的推动作用难以直接显示出来。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是反映在工商业生产部门，而这些部分只是社会资本总投入的一部分。因此，资本总量与部门投入之间大小的错位使技术贡献偏小，而对GDP的增长却并无影响。
其次，在工业化未完成时，从生产角度而言，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也就是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不是重在技术改进上，且初始投入大，这是必须经过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我国目前的市场需求以吃、住、行、居为主，多属于传统生产部门，国际分工中也处在下端，这类产业占有社会投入的比重相当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其中的技术与设备并非落后，但这类产业特点决定了其生产率不高，技术在此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当这类产业在全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较大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当农村劳动力从生产力低下和就业不充分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在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同时，潜在的生产力得到发挥，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的。但在现行的经济贡献率计算方式中，更多体现为资本配置的贡献，而不是直接的技术进步上。
三、简短的结论
目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与人口红利说，二者有着内在逻辑联系，都是为了说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增长要由过去依靠劳动力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由于这一观点迎合了当前国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总方向的要求，很快被主流经济学者接受。姑且不说改革以来，我国技术总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贡献率的事实，只强调以下三点：
1、在工业化、城市化未完成之前，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一基本事实恐怕难以改变。一是城市化建设在加快，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二是我国居民需求的升级，推动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汽车、飞机等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三是农村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推动转移需要有大量资本投入。
2、今后一段时间内，城乡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仅农村中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居民就业也不乐观。扩大就业不仅有利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民生之本，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之基本条件。面对众多人口的就业，在产业选择上，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3、即使从发挥劳动力的作用来说，今后也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是决定生产率水平，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不高，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为此要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多方面提高劳动力素质，使之为推动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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