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与道, 这个问题以秦灭与汉兴的例子回答最为适宜
秦国尊崇法家与天下定于一. 法家崇尚统一，即“法令由一统”. 韩非子, 商鞅, 李斯, 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 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 提倡君权神授. 采用政权的力量控制意识形态.
秦亡到汉兴, 短短十五年间.秦王为政的错误, 正如<<过秦论>>所言: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之道不同于守之道, 攻之政也不同于守之政. 治国之术还没有从战争状况中走出来, 没有意识到改变策略, 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西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 过于苛刻的统治易于激发阶级矛盾. 文景二帝崇尚黄老之术, 实行无为而治. 景帝之母窦太后尤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七国之乱三个月即被镇压, 黄老之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守为攻的策略, 起了重要作用.
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 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 恶衣服而勤仁义”, 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 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 他即位二十多年, 宫室车骑服等无所增. 在营造自己的陵墓时, 明确规定: 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
同时, 在对待匈奴边关问题上, 汉初由于严重的人力,物力不足, 以和亲通关市的方法修生养息.
正是因为文景之治, 才为汉武辉煌做了铺垫.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汉初的黄老之术最大的贡献在于增强综合国力. 却无法满足一个泱泱帝国进一步发展和统治的需求.黄老道学，本质是极端的自由主义, 显然与帝国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实施统一治理是相抵触、相悖逆的.
汉武帝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控制民心. 颁发推恩令, 削弱藩王势力, 以加强中央集权. 此为董仲舒发展的新儒学“大一统”之说. 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包含了国家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
而意识形态的统一本是法家的发明. 商鞅, 韩非以及李斯, 深谙此道. 秦始王镇压控制意识形态, 最终惨遭失败. 汉武帝劝以官禄, 以仕宦之路引诱士子民众, 来实施思想的大一统. 事实证明, 此后漫长几千年中, 学与仕, 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至汉武帝始, 新儒学, 已经成为服务于政治统治, 赢得民众信任的旗帜与标榜.
法家思想之于秦或两汉, 于历朝历代, 或隐或现几乎贯穿于治国方针的始终. 实质为儒表法里. 远至三皇五帝, 近至辛亥革命. 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几乎没有实现过. 儒学与其说被独尊了, 不如说是被统驭的工具化了.
而佛教, 自印度传入中土, 分为大乘与小乘佛教两种. “乘”是指运载工具。大乘佛教于公元一世纪左右形成。释迦牟尼圆寂后约百年时间，佛教徒中的一些人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大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大乘佛教就是从佛教部派的分化中产生的。大乘佛教信徒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达涅般木境界之彼岸，“救渡一切众生”成就佛界，而贬坚持原始教义，只求“自我解脱”的教派为“小乘”。
大乘即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所信仰之佛教. 经过几千年发展演变, 中国是大乘佛教发扬最为发达之地区. 信奉度他. 普渡众生.大慈大悲. 救渡一切众生脱离苦海，从而得到彻底解脱的佛教修行者。大乘主张以六度（即六种从生死此岸到达涅般木彼岸的方法或途径）为主的菩萨行。
小乘佛教即为现今藏传佛教. 信奉自度, 自我修行. 在修习方面，追求“自我解脱”.以“四谛”，十二因缘为主的修行方法.
佛教是外来宗教. 崇尚精神无边. 道教是土生土长之宗教. 即黄老之术, 无为, 以柔克刚. 儒家教导做人, 为臣为民. 为父为君. 佛修心, 道修仙, 儒修人. 各取所需, 相融其一. 以君之道, 采儒, 道, 佛三法, 治天下摄稷. 教人心礼教, 正纲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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