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8-11
如果翻看历史你会明白，文明自信强大的国家并不是直接征服，而是间接征服。 而野蛮民族只要力量增强就要侵略，如女真，契丹，蒙古，还有日本。 这些野蛮民族之所以热衷于侵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长期落后，内心很自卑。所以觉得只有侵略才能让他们找到心理满足感。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们的存在。 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劣等文化基因决定的。华丽的外表下，日本文化中含有的野蛮，浅薄和深深的自卑感，这种野蛮和自卑感并不是暴富了就能改变的
第2个回答 2011-08-04
关东军731生化部队培育各种微生物后开始试验，
1.抓战俘注射。
2.空投受感染的粮食。
对浙江宁波市中心的一次空投破坏力堪比小型核弹。
第4个回答 2011-08-04
是的，确有此事！
第5个回答 2011-08-04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938年和1939年，日、苏两军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张鼓峰、诺门坎一带爆发冲突。在这两次战争中,日军都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 在诺门坎之战中，由朱可夫将军统率的苏军机械化部队使日军屡屡受挫。为了挽救败局，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命令驻扎在长春的第100部队和石井四郎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开赴诺门坎参战。1939年7月13日，石井四郎派人带领由22人组成的、号称“玉碎部队”的敢死队携带装有各种细菌的容器，到达位于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在1公里的河段上施放了鼻炭疽、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溶液22.5公斤。与此同时，日军还向苏军阵地发射了装有细菌的炮弹，致使这一地区发生了传染病疫情。由于日军当时还没有解决细菌武器在装运与施放方面的技术问题，使得这次细菌作战还只是一种实验性质，并没有在苏军中引起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也没有挽救日军失败的命运，反使日军出现了不少受到伤寒和霍乱等疫病的感染病例，甚至还有部分人员死亡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秘密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这次的细菌战显得更加成熟。1944年6月，转入反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施大规模登岛作战。美军对日军占领的塞班岛进行严密封锁，守岛日军内无粮草弹药、外无救兵援军。日军首脑见大势已去，竟然丧心病狂地决定实施战争史上最肮脏的“金马计划”。金马是日本著名人体病毒学博士，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追随者。1942年春，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军部提出了一个无耻的建议。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性格粗犷豪放，再加上天气炎热，女性多袒胸露腹，甚至有不着裙裤者，性关系比较混乱。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士兵性行为一向不检，接触土著妇女，极易做出荒唐事。鉴于此，金马建议，在日军撤出前，可先使岛上妇女感染性病病毒，以期在美军士兵中迅速传染，削弱其战斗力，皇军则可不战而胜。
■1855细菌部队在古老的皇城下进行了长达7年的血腥研究！
■1855细菌部队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有着神秘的渊源！
■1855细菌部队把活人称之为“猿”，进行了残酷的人体试验！
■1855细菌部队才是1943年在北平流行的大规模霍乱的罪魁祸首！
这是在多年前的报章上所披露的钟品仁先生发现1855部队细菌试管的消息，成为证明1855细菌部队存在的最初线索。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抢先接管了北平。在北平被日军占领之前，国民党在天坛公园的西门南部设有中央防疫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支对外宣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侵华日军迅速进驻了这里。这支部队的规模在日本投降前的7年中不断扩大着，修筑了日军宿舍、病房、工作室、小动物室、地下冷库和水塔等大量设施。但是，日本投降时这支部队的名称从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神秘地消失了。
日军受降后，1855部队的地下冷库被原样封存了四年。1949年的冬天，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派钟品仁到地下冷库检查一下。那里到处是被砸坏的木柜、容器，在满地的垃圾之中，钟品仁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在其后的大规模清点中，查出日军遗留下来的11吨、12吨、13吨三口六米长的大锅，是用来将培养菌种的器皿进行消毒的。另外，在仓库内还存有大量的铝制培养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支罪恶部队的所有资料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对此，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走访了钟品仁先生以及当地的居民，翻阅了大量关于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文献，而最关键的还是散见于档案中的日军战俘的供词，通过对这些战俘供词的拼接与核实，1855部队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晰了。
731细菌部队的骨干都到了1855部队，石井四郎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50多年后的今天，崇文区地方志的工作人员从蛛丝马迹般杂乱无序的各种资料和线索中，整理出来一份翔实的1855部队的花名册。石井四郎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1855部队的记录中。
作为侵华日军中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部队长，他在1855部队担任的职务是技术指导。一些重要的职位上都可以看到731部队业务骨干的名字，如最开始全权负责1855部队筹备工作，后来被调回731部队细菌研究部作部长的菊池以及接任他的西村英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就迅速占领了天坛西门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表明当时日军对这里预谋已久。这里原有的生物制品设备和设施能够用来进行细菌研究。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同一时间，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迁到哈尔滨平房镇，改称731部队。731部队的细菌战剂运输困难，无法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作战的需要，1855部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855部队的第一分遣队强占了协和医学院，第二分遣队强占了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后分别改称第一课和第三课，这两处也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研制、人体实验与解剖的场所。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向中国人民谢罪。伊藤影明亲手绘制了一张1855部队驻地的草图，日本东京大学讲师西野留美子为揭发1855部队的真相同样作了大量的工作，她根据伊藤影明的草图和其他一些老兵的回忆，绘制了更完整更清晰的《原侵华日军1855部队总部设施配置图》。
地方志的工作人员参照这两份图示，与实地进行详细的对比，指出驻扎在天坛西门南部的1855部队总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在这些地方，他们修建了大批建筑，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如今，地下冷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
惨无人道的活人体实验在这里不断地进行，他们被强行地注射细菌病毒，尸体被解剖
地方志的工作人员对附近的老居民作了采访，老人们回忆，1855部队的营地总是戒备森严，门口彻夜有站岗巡逻的士兵和警犬。营地的某些地方常年散发着血粉的腥臭味，直到50年代，下雨的时候，天坛医院的北侧还能闻到。
血粉是用来饲养跳蚤，培植鼠疫菌的原料。大量的战犯供词和回忆证实了1855部队进行的细菌实验。1943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商议计划时，有人报告说：“北支那给水部生产跳蚤100克，（需要）老鼠1000只，12月末可以生产1000公斤跳蚤，但所需老鼠急待补充供应。”
731细菌部队曾将实验对象称为“模特”。而1855部队也有自己的特殊暗号，如将老鼠称为“饼”，将跳蚤称为“粟”，将用于实验的活人称为“猿”。地方志的工作人员在一张1855部队实验对象进出库表上，发现了关于“猿”的统计。
1944年夏天，1855部队在丰台中国俘虏收容所连续三天押送过17名俘虏进行人体实验。为了防止俘虏反抗，日军为每个人带上手铐，谎称送他们去医院。被押送的俘虏立即被关进牢房里，似乎已经有所警觉的俘虏拒绝吃任何东西。日军军医强行将细菌病毒注射到他们体内，不到24个小时，17个人全部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第一课进行解剖。此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重新回放一遍的1855部队人体实验的情景。
“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1943年的北平居民成了罪行的受害者
在掌握了1855部队的大量材料后，地方志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重大的疑点。
1943年7月，1855部队与日军第二陆军医院的200多名候补下士官进行了半个月预防霍乱及细菌检验专门训练。据参与这次训练的长田友吉的供述，一天，当他走进第二课霍乱菌培养室，看到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培养器。正在值班的一名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声称：“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这些可以把全世界的人杀死的霍乱菌用在了哪里？1855部队的霍乱预防训练只是一场常规的业务训练吗？还是另有打算？地方志的工作人员通过当年报纸的报道，找到了答案。
这一年的9月5日，北平的《新民报》开始有了关于北平发生鼠疫流行的消息。据报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
当所有关于北平1943年发生霍乱的线索被紧密地联系起来后，地方志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年的罪魁祸首。
从所查看的史料证实，北平自1939年以来就未曾发生过霍乱传染病。受日军操控的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却在1943年上半年就抛出了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制定了霍乱预防宣传、人员培训以及霍乱发生后的检疫、隔离、消毒、交通限制等一系列措施。5个月后才发生的霍乱，日伪机构难道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资料同样显示，在北平发生霍乱的时候，1855部队参与了鲁西地区撒布霍乱菌的行动，西村英二是指挥者之一。显然，北平的霍乱流行是1855部队的预谋，他们在北平的井水里撒布了霍乱菌，用全北平的中国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
日本投降的前夕，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将他们的罪证销毁，部队下令解散，有的扮成日侨搭登陆艇逃回日本，有的混进其他部队被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