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首”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在一个重视诗歌的国度里，若有人写出如此优秀的诗作而又失去作者姓名，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本人由于某种不愿意被人知道的原因而自行删毁，另一种是当时的当权者不愿意被人所知，任其失传，或者是有意删毁。而曹植恰恰具备这两个条件。
木斋运用“以诗证诗”与“以史证诗”的验证方法，来推论与分析，发现曹植诗中，出现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相似相同的诗句，特别是出现在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遣用的语汇，竟达十二个之多，此一事实，基本上已可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应该就是曹植。也因为诗人遣用语词写作时，不可能脱离时代的语言范围与特征，而在东汉中期，甚至在西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没有其他诗人在诗作中遣用这些语汇。而曹植向被公认为建安时代，大量写作五言诗的诗人，斯时另有建安七子、曹丕，已开始遣用《十九首》中的语汇、语句，但据以上的分析、论证，曹植的时代可说是与《十九首》的作者，处于共同的时空中，曹植当是这个时代中，最有创造力的诗人，他当然是这个时代中最能习用与创造语汇的创造者。
为了证明此一论点，木斋还运用一些曹植诗作的基本句式与基本语汇的量化分析来作证明。所以由此判定，《古诗十九首》中，至少有九首是曹植所作，此九首即《其一》至《其五》，及《其八》、《其十二》、《其十四》、《其十五》。此九首与曹植的写作风格，所使用的语汇，完全一致。
“十九首”中可能为曹植写作的这些作品，多数为黄初之后所作。
所谓说曹植诗风比之十九首更为华美，气骨有余，而清和婉顺不足，那是曹植早期的诗风，以及曹植作为公子哥儿的游宴诗等呈现出来的“黼黼锦绣”之作，黄初之后，曹植诗风明显一变，转为“沉着清老”、含蓄凝练的诗风。曹植在自身经历深邃的人生苦难之后，他对诗歌的本质也应在升华，他已经不必“有心为之”的“作意”，也不必有意的夸饰与华美，直接就眼前景物、心中情怀，就已经足够为诗，而且，是一种更为审美，更为合于诗歌本质的诗。曹植诗中本身就存在两种风格，在曹植现存诗作中，譬如黄初之后的《杂诗六首》《七哀诗》等，与十九首的写法，全无分别。胡应麟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然东、西京后，惟斯人得其具体。”已经看到了两者诗风实为一体。
木斋：曾经有一个阶段，每天面对十九首来进行研究，却发现无论怎样研究，也难以看出其中的奥秘，于是，我索性再次摆脱十九首的文本，转向曹植作品的深入研究——因为，从我汉魏五言诗演变史的角度，在研究完曹丕、王粲等之后，也理应开始研究曹植了。在此前从班固以来的五言诗人中，依次排查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一位诗人与十九首具有关联性；又从曹操开始排查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直到曹丕之前，仅仅出现若干诗句、若干语汇语词的相似性，我知道，距离那些十九首的真正作者的距离日益接近了。于是，我开始排查曹植的情况，首先是将其诗文作品尽量做出编年，将其生平做出自己的年谱，其中系年或者写作对象不明确的，则一一考辨。譬如其中阅读到曹植的《离友》诗，其二有“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等诗句。赵幼文在该诗下作按语说：“似非怀念夏侯威者，未能考其写作岁月”，我已经感觉到这首诗与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非常近似，于是，我就设法考察夏侯威其人，为此，我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线索，只好作罢。一直到2009年春季，一次在灯下阅读曹植文集，连同阅读《艺文类聚》等，我忽然发现，将写作于建安十六年的《离思赋》，以及十七年十月跟随曹操出征孙权抵达长江岸边的历史记载等史料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忽然理解了这首《离友》诗，所谓“夏侯威”云云，不过是迷惑他人的障眼法，以便能使这首诗作能安然存在于自己的文集中而不被他人看破。而这首騒体诗，其句意竟然和《涉江采芙蓉》几乎是句句对应的关系。当时，我已研究建安文学多年，深知当时有同一题材而用两种体裁写作的习惯。于是，顺藤摸瓜，接着阅读曹植文集，以前多次阅读过，但却怎么也解释不清楚的《朔风诗》出现在眼前，将其置放于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大军即将离开长江战场之际，则其中的每一句诗作的含意，即刻就清晰地凸现在面前，不仅仅是时间、节令、地点等无不吻合，其中“子好芳草，岂忘尔贻”的诗句，更清晰地指向了曹植《离友诗》中的“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和《涉江采芙蓉》中的“采之欲遗谁”。看来，曹植所采遗的对象，必定是一位喜爱芙蓉的美丽女性。于是，我重新阅读曹植文集，曹集不足，再读曹丕文集，终于发现，甄氏就有这个癖好。于是，我再向前追溯，以前阅读不懂的《愍志赋》《感婚赋》，其含义顿时清晰。《愍志赋》借“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之事，抒发自我“思同游而无路”的痛苦；再向后研究，则曹植与甄后的关系，其线索顿时也就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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