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富有扩张性的国家，自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对外扩张方向主要是西方。但到了19世纪以后，沙皇俄国的扩张逐渐力不从心了，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其锋芒开始移向东方，侵入中亚并鲸吞了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甚至成为了朝鲜的近邻；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同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中遭到西欧列强的遏制。于是俄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亚洲，于是便有了俄国的“南下政策”、“亚细亚使命”等说法，引发中日等远东国家的警惕。同时英国也害怕俄国的南下妨碍其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故对俄国全力遏制围堵，从而在亚洲形成了俄英争霸的局面。然而俄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最开始并不积极，因为俄国在新开拓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立足未稳，同时又希望维持朝鲜人的偷渡与朝俄走私贸易以促进远东地区生的巩固与开发，而与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无疑会减少偷渡和走私的状况，所以俄国无力也不愿在朝鲜进行扩张。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的对朝政策发生变化，开始尝试与朝鲜缔约建交并向朝鲜渗透。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后，俄国驻华公使布策（Евге́ний Ка́рлович Бю́цов）曾请求清朝重臣李鸿章出面斡旋朝俄建交，防范俄国南下的李鸿章并拒绝了俄方的要求。随后俄国政府委派其驻中国天津领事韦贝尔（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Вебер）负责与朝鲜的缔约事宜，并赴滨海边疆州考察与朝鲜的贸易状况，最后得出结论称与朝鲜的合法贸易刻不容缓；而俄国舆论亦不断呼吁在朝鲜半岛分一杯羹，外交大臣吉尔斯（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Гирс）则强调：“帝国必须尽快（与朝鲜）签订条约，在第一时间内取得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 由此沙俄势力开始进入朝鲜半岛。
当时的朝鲜王朝原本在中日的影响下对俄罗斯的扩张感到十分恐惧。而自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就处在中日两国的竞争之中，并为中国实际控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及掌握实权的王妃闵妃虽然表面上接近中国，但内心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不放心，逐渐想到依靠俄国保护。尤其是1884年“甲申政变”后，日本国内与中国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朝鲜王室对此十分担心。为避免中日战火的侵扰，朝鲜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便打算寻求俄国保护。另一方面，朝鲜王室也受到了民族意识的影响，并非真正的“事大党”，内心深处想摆脱中国的羁绊，而投靠俄国正是脱离中国的好办法。此时朝鲜国内出现了以韩圭稷为首的亲俄派，他们向高宗进言说中日都不足依赖，而俄国“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故力主引俄自卫。 高宗受其蛊惑，于是朝鲜开始谋求和俄国接近，而首先便是谋求与俄国建交，在这一点朝俄两国可谓不谋而合。
但是，在中国政府的严格管束下，朝鲜的外交很难有所作为。一个人为朝俄两国的沟通打开了门路，他就是中国政府派去朝鲜的德国人——穆麟德。穆麟德在1882年底受到李鸿章之托，任朝鲜外务协办兼总税务司，控制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然而，穆麟德却背叛清朝，对内一再对高宗和闵妃鼓吹“引俄拒清”，对外则暗中促成朝鲜与俄国的接触。在穆麟德的积极撮合下，朝鲜和俄国竟能瞒天过海，于1884年7月7日背着朝鲜宗主国清朝私下缔结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此事引起了清朝的不满，穆麟德在条约签订后不久就被叫去天津问话，7月23日重返朝鲜。但穆麟德并未因此悔改，甲申政变以后，穆麟德背华投俄的活动更加频繁，终于导致了“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