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德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并成为天津民革组织的创始人。1946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王葆真受民促中央主席李济深的委托，来津开展华北地区的民促工作。张树德经党组织同意，成为天津民促的骨干，并发展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张炳元、曹尔骥加入民促。1948年，民促、民联联合起来，成立了民革，张树德就担任了民革天津市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张树德等同志为解放天津努力工作，他和张炳元等同志搜集到国民党军队防守天津的17个关卡的防御工事、兵力、埋雷以及市内驻军番号、兵种、人数、地点等情况，并在地图上标注说明，由张树德交中共地下党。然后对国民党天津训练团、自卫队人员进行说服，促使他们在解放军进城时，放下武器不抵抗；对汽车管理处处长王芳(联系人士)布置了保护车辆工作；对敌伪产业处理局由联系人士梁锦萱负责保护物资财产；对恒大烟厂、市政府、民政局也进行了监视。社会局由联系人士戴幼卿保护档案免受损失，布置国民党铁路局张贵庄工厂厂长龚承翰组织起护厂队。张树德通过法院院长贾艮和庭长王涵礼，释放在监狱中的部分政治犯，并妥善保管了档案。
张树德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在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的办公桌上有一份要求批捕张树德的报告，但未及实施天津已经解放。建国初期张树德得知此事，对曾是地下民革成员的黄耘石说，我要被捕，必定搜查住宅，你们难以幸免，因为名单放在家里。
张树德不顾身家性命，从事革命工作，历经艰难险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一直怀疑他通共，其处长白式微曾突然登门，直言不讳地说：“有人反映你家窝藏共产党。”恰巧此时任朴在北平养病，娄凝先当天也未来。张树德夫妇气愤地请他搜查所住的“小二楼”，白善于察言观色，知道搜也不会有结果。但是，敌人还是不甘心，1948年夏，又以查户口为名，再次搜查张树德家，连暖气片后也不放过。这次从张家搜出一支很旧的手枪。这是一个叫曹士瑛的国民党下级军官敲诈性地高价卖给张树德的。张树德立即打电话给统战对象、国民党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让齐承认早知张买枪的事，只是还未来得及办执照。齐答应照办，敌人在还送手枪的同时，还情不由己的送来了持枪证。由于工作需要，江韵清经常请国民党地方法院院长贾艮的夫人，民庭庭长王涵礼的夫人和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的夫人等来家打牌，经常出现楼下中共地下党员碰头，楼上贵夫人打牌的情况，使监视张家的特务们莫名其妙。
这一时期，张树德夫妇还分别陪同中共地工干部任朴、吴砚农、朱子强等去北平工作，为他们做掩护并由江韵清的三妹江汰清等在北平的可靠亲友提供食宿。
张树德始终没有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一生清贫。他长期为任朴提供衣食住宿及其它开支，待遇要比自己子女高得多。其子女往往在开学时交不上学费，张树德只得利用社会关系，东借西凑，以后再还。任朴说，我是张树德的地工领导，但不是我给张树德及其参加革命的子侄提供“供给制待遇”，恰恰相反，我的吃穿住和来往的地工人员的开支都是张树德筹集的。张树德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精心安排工作，没出任何意外，被许多中共干部誉为党的“堡垒户”。
新中国成立后，张树德任天津市纺织局秘书，同时担任了河北省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常委等职务。1961年，他病故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给子女留下欠交的300多元公房房租的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