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在艾田蒲看来，人们过去对文化关系属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关系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础上的。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纪以后，当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学术方面的考虑，如研究视域的空白、史料的丰富程度、学术的积累等等，但这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关系的属性放大，上升成为普遍反映文化关系规律的认识。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中国之欧洲》写了五年，但艾田蒲为此书准备了三十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他研究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研读中文，从那以后，他一直沉醉于对汉语的研究，并“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他在《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一书中也说过：“如果没有钻进中国这个圈子，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信中说，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这部凝结着艾田蒲毕生的著作表现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一经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1992年由钱林森和许均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汉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