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3-19
鲁迅戴着面具上阵呐喊，最后却陷入深广的虚无感，他逃离“待死堂”的第一次努
力，是明显失败了。但他不会甘心，因为他同样不能承受那个虚无感。他虽然说自己不
再想那些“哲学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够修炼到整天只认得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的
人，世上又有几个呢？鲁迅向来是那样自尊好强，就连不愿意与朱安离婚，也要讲出一
番大道理：“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
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1现在要他承认自己的人生并无意义，他是怎
么都不会愿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虚无感的同时，他又本能
地要从那里面拔出脚来。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2虽是“不能”，却仍想“除去”，从二十年代中叶
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挣扎。
一个人所以会恨恨地宣告人生没有意义，总是因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义了，在某
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原先对人生的确信，将他推人了虚无感的怀抱。鲁迅当然
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驱逐内心“鬼气”的第一步，就是修订对人生的认识：我原先这
样理解你，结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打量你，或许会觉得好一点？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已经到了非常讨厌别人侈谈将来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将来
一定好”式的议论，都看成是某种欺骗：“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
女人，向牧师历数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
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
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3这正是一段典型的虚无主义的气
话，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论，现在才这样愤激地抨击它。但是，说“将来一定好”，
这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判断，你可以不信它，但你这“不信”本身，正也表现出对将来的
另一种判断。人其实是很难做到不想将来的，尤其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总需要有一个关
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因此，他那些反对侈谈将来的言论。不过是说
明了他自己对于将来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大时代”。他说：“中国现在是
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4几个月后他又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5这“大时代”是什么呢？他
解释说：“许多为爱的牺牲者，已经由此得死”，他们
“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
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6话虽说
得折拗，意思还是明白的，到献身者的牺牲不再仅仅引人旁观，而是逼人奋起的那一天，
黑暗和光明将会有上场殊死决战，这决战的时候，便是大时代。其实，信用他后来评论
小品文的话，是还有更加简洁的解释：“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
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7仔细想起来，这“大时代”的说法当然是令
人沮丧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说在决战中黑暗一定失败，它还要提醒你，说现在连作这
种决战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它却十分符合鲁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许诺，也不是
绝望的枭鸣，光明虽不二定得胜，毕竟也还有一半的希望。更何况，它能够有效地解释
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释即将围过来的更浓的黑暗，既然现在是进向“极期”的时候，
黑暗的扩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设想叫下，比起那种因为渴望快速走进光明，事实上却满
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
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
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
压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
字里行间，处处进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
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
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
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
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
“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8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
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
照旧，表页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的变化
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这个错
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
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
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
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
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
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
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
《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
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
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
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
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
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
“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
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
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
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
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
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
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
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
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9将自己描述成
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
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
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
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
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
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10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
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
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
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
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11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
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
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
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
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
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12又说自己甘愿
当一块踏脚石，13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
落户，不过思想较新……。”14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
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
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
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
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
“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
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
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
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
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
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
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
人！”15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
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16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
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
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
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
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
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
或者受伤……”17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
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
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
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18这也是在强
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
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
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
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
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
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
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
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
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