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的周边环境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外部保障。
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的盛唐是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威加四海，万邦来朝，是真正的中央帝国。唐太宗在保障边境安全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实施成功的反击，恢复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控制，建立了以唐帝国为中心、以周边其他民族政权为卫星国的“天可汗”盟约体制。文武两手并用，正确处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不以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为目的。在保卫边境方面实施积极防御的政策，对外战争不发则已，一发必予敌以毁灭性打击。军队走质量建设的路线，精兵取胜，国力越打越强。
唐太宗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时，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平等意识，他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各少数民族政权也几乎都能对唐朝心悦诚服，民族关系空前和睦，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的动人场景。
强大的国防和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得国内经济文化在稳定的环境中和谐发展，是造就和谐治世的外部保障（宋朝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由于宋朝实行扬文抑武的国策，造成宋朝军力羸弱，先不敌辽、西夏，后败于金，使得民族危亡问题成为宋朝的致命外伤。没有了外部环境的和谐，内部的社会和谐也就荡然无存）。
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年间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功实践，在许多方面对今天来说依然有着启示意义。当然，“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着自身的无法突破的局限性，靠的是“明君治世”。即使诸如“三省驳议制”这样的分权尝试，也只是在体制内运行，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求最高统治者本身是开明的，否则，统治者完全可以废弃这种约束机制。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开明政治无法成为一份稳恒的宪政成果保留下来，无法摆脱人亡政息的命运。即使是同一个统治者，自身性情的变化也会给国家安危带来影响，例如唐玄宗，前半生英明睿智，造就“开元盛世”，后半生却昏庸糊涂，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如今，我们面对的社会环境远比一千三百年前复杂得多，可以利用的人类文明成果（政治经验、民主法制、科学文化等）也丰富得多。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治世”相比，其高度也远远超过古人。但是，人类的文明成果自有相通之处。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的诸多新政，例如对对农民和农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不断推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举措，对舆论监督的更加重视，废止不合时宜的旧法陈规，对外交往方面主动出击、参与国际事务、斡旋周边国家关系促成和谈等等，都不难看出传统政治智慧与和谐理念在新世纪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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