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背景下，老舍创作了《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以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祥子来自农村，渴望通过诚实劳动在城市中建立新生活。他选择了拉洋车作为职业，这一选择体现了他农民思维方式的延续。他渴望拥有一辆像土地一样可靠的车，并以此实现独立劳动者的梦想。经过三年的努力，祥子终于买下了自己的车，但不久后车被抢走。尽管遭遇挫折，祥子仍不放弃梦想，继续奋斗。然而，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未能实现拥有一辆车的梦想。
《骆驼祥子》深刻地描绘了生活的严酷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以及他在生活理想破灭后的精神堕落。祥子的悲剧是其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通过祥子周围的人物和人际关系，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貌，揭示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以及他们编织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
老舍，原名舒庆春，满族人，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在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中长大。1924年，老舍赴英国任教，期间开始小说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以幽默中含有讽刺著称，但有时略显夸张。老舍的早期创作为他日后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到了30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最终在1936年推出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多以描写知识分子和农民生活为主，而老舍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以城市贫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骆驼祥子》，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骆驼祥子》最初发表于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的单行本，老舍对原版进行了删改。八十年代，《老舍文集》出版，恢复了旧版原貌。
小说中，祥子的形象是一个曾经要强、热爱生活的劳动者。他有着美好的品质和内心世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生活愿望破灭，他逐渐变得截然不同。祥子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活态度的改变，他最终向命运屈服，忍受一切侮辱与损害，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他所处社会的产物。小说中，虎妞的形象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一个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但最终因为自己的好吃懒做而难产而死。
《骆驼祥子》的成功在于它的人物塑造。老舍通过祥子的故事，展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劳动者生活空间的压迫。小说中的北京风情也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骆驼祥子》在处理“个人”与命运的关系时，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作者似乎认为置身于强大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现实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无论个体怎样挣扎、奋斗都是无济于事的，终究逃脱不了毁灭的悲剧。另一方面，作者也无法完全认同那种古老的因果观，他借小马儿的祖父之口说：“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由于传统期待的因果报应并没有出现，祥子终于在绝望中明白：“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到了恶报。”同时，在“个人”与命运较量过程的始终，作者对“个人”仍然是不信任的：“他（祥子）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这样，作者干脆同时否定了因果观和“个人”的努力。
由此看来，《骆驼祥子》在处理“个人”与命运的关系时，从整体上显示出暧昧的气息，作者既无法挣脱宿命的悲哀，又不能完全相信“个人”的力量。这显然与作者老舍本人的“个人”观念——对“个人”的疑虑态度密不可分；另外，深受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熏染的老舍，其作品中常留有这一传统“因果报应”观念的残余，也是导致《骆驼祥子》既不能认同宿命也无法清晰地为个人提供出路的原因。《骆驼祥子》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受到了一种新的决定论的严峻挑战，而这种新的决定论缘于具体历史情景在作家视野里的强行渗入。这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充满灾难的历史现实，像一道最高律令高悬在作家们的头上，使他们无法轻易言述“个人”的一己悲欢，即使有所言述，也要越过“个人”去探究国家、民族的命运。正是内忧外患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宿命”，它逼促着作家们进行内心的乃至行动的选择：或激愤，或低沉；或积极，或悲观；或行走呼号，或避让退缩，等等。这就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五四以来“个人的解放”的使命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忧患又冲淡着这一使命的走向深入。在这种情形下，以“个人”为本位或中心的观念难以为继，且一直处于卷曲的状态，也是大势所趋。而隐隐蕴含着“个人”郁苦的《骆驼祥子》在表现“个人”两难处境方面，极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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