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的是魏晋风流的人物还是一般文人呢？
如果是体现魏晋文坛的主流的话，应该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
关于“三曹七子”：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既是军事理论家也是文学家，他以相王之尊，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基础。正是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出现了邺下文人集团，也就是“邺中七子”，他自己本身的文学创作也非常出色，他开创了学习汉乐府的风气及借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创新精神，文风清峻通脱，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其道：“古直悲凉、气韵沉雄”。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提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瑀、应瑒、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而曹丕即魏文帝在诗歌创作上也是颇具实力的，他创作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至于曹植，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至于其他的七子就是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在这里也就不一一说明了，只举个别影响较为深远的做分析：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祯，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到了曹魏后期，由于政局不稳，文人纷纷投靠有权势的当权者，当然也有不畏惧权势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而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追问太好了 您还能为我找一些不是很有名但却很重要的文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