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曹操的教令 曹丕兄弟的书札
《登楼赋》与抒情小赋的繁盛 论辩文的勃兴
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陆机所谓 “吐滂沛乎寸心”(《文赋》),乐观、悲观、慷慨、颓放、自得、内疚,各种沉潜的或稍纵即逝的感悟倾注于笔端,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总体上说,较之于两汉,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价值。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首先在诗歌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如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是无疑的。不过,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从而下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正如刘勰用“气爽才丽”一语评论魏之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的结合,其实也是建安群才的共同特点。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其中曹植在表现“盛藻”方面尤为突出,其《前录自序》称:“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以“春葩” 自喻文采斐然。伴随着“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说的提出,“丽”的审美要求不局限于诗赋,也影响到书表铭颂论说等其他体裁,从而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的进程,推动骈文臻于成熟。就建安文章而言,由于注重“气质”,故对藻饰的讲求尚能情辞相称,这也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的典范。
在建安各体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作于建安十五年(210)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其中并不讳言自己功高盖世:“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又说到自己不愿放弃兵权,以博谦退的美名,原因就在于“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明代张溥评之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再如其《求贤令》标举“唯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令》甚至提出对“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勿有所遗”。正因称心而言,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所以就容易带有个人色彩。这对于公文性质的诏诰而言,不啻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
同样在应用性的文体中显露出文学魅力的,是曹丕、曹植的书札。其写作的动因,似并无具体事由,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曰: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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